在当代文学史上具有奇特地位的作家浩然去世。这位文革时中国唯一的作家，承认当时确实惬意、满足，但也伴随惶恐、忧患和寂寞；晚年表示仍爱文学，不言悔，唯为无力留下文革回忆录而感到遗憾。
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不能不书写浓重一笔的北京作家浩然，二月二十日凌晨两点，终於走完他的「金光大道」，而魂归「艳阳天」。
浩然享年七十六岁。「浩然」不只是一个名字，而是一段历史时期文化标志的代名词，在文化革命的某一个特定时期，他是中国文坛可以署自己名字发表小说的「唯一作家」，「八个样板戏和一个作家」，这「作家」就是指浩然。他还是中国文学界参加毛泽东治丧委员会的唯一代表。浩然及其一千三百万字的作品，是如今四十岁以上的中国人，在成长中始终绕不过去的一个符号。他的长篇小说《艳阳天》曾於二零零零年被《亚洲周刊》评选为「二十世纪中国小说一百强」的第四十三名。他在公众视野消逝三十年，偶有几次亮相，都引发巨大争议。「浩然现象」的是是非非，由后人评说了。
浩然於二零零二年因病入住北京同仁医院，五六个月后病情好转回家休养，年底病情复发再次入住同仁医院，直到二零零四年六月转院到北京方庄东方医院，在第十二层的干部病房躺了将近四年。脑血栓、老年痴呆症等综合病症，令他成了植物人，最终因多脏器功能衰竭与世长辞。浩然遗体告别仪式於二月二十八日在北京八宝山公墓第一告别室举行。据他家人透露，其骨灰将与两年前去世的夫人一起，安葬在河北三河市灵泉灵塔公墓。老家三河是他生前最爱恋的一片土地。
在北京文联宿舍楼浩然寓所，子女为刚逝去的父亲设置了简易灵堂，居中的桌子上安放着浩然摄於五十大寿时的蓝色背景照片。遗照前摆放着一排《浩然全集》。据儿子梁红野说，六年来浩然病情反反覆覆，医院几次报病危，浩然与病魔的搏斗相当艰辛。女儿梁春水说：「父亲走时，我们都陪伴在侧，他走得很平静。父亲生前多次说自己最大的遗憾，是没有将文革时期的回忆录写出来。他一生写了那麽多作品，包括多部自传，到晚年想写最有话要说的文革时期的回忆录时，却因病或各种原因给耽搁了。」浩然住院期间，中国作协、北京作协和文联的官员和知名演员李雪健等好友都多次去看望过他。他去世后，众多素昧平生的读者和业馀作者，闻讯后都前往他家中灵堂吊唁。
我曾与浩然一起参加江苏南通和湖南的两次笔会活动，几年前在北京也多次相聚。浩然对自己的创作理念「写农民，给农民写」，「一辈子深入农村，一辈子写农民，给农民当一辈子踏实代言人」始终很自信，不过，谈到文革期间的事，让人感觉出他内心的矛盾、焦躁和彷徨，他要反思历史，又要寻求创作突破。一次，他坦诚说：「我的心确实有点乱」，「我老了，再老下去就得死。然而，文学事业不能老，更不能死。我太爱这个事业，爱了足足一生。」
围绕浩然一生的评价，至今仍众说纷纭。有人说，他的代表作《艳阳天》和《金光大道》，是中国发行量最大的小说，是当时脍炙人口的流行读物；有人说，他的作品是附庸当时的政治，没有价值，不值一读。有人说，他晚年没有对历史和人生作反思，更何谈忏悔；有人说，他写作忠於土地，忠於农民，令人肃然起敬。有人说，文革期间他身为北京文联革委会副主任，应该为剧作家老舍之死负责；有人说，在那个非常时期，他没有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整人……但可以肯定的是，他的创作生命，曾如此紧密地与时代变迁联系在一起。
浩然只是读了三年小学。作为一个农民出身的作家，浩然的灵魂始终坚守农村大地。一九六四至六六年，三十四岁的他推出长篇小说《艳阳天》（上、中、下），成为文坛最受瞩目的青年作家之一。当时，许多读者能一大段一大段背诵书中的章节。不久，他被下放到京郊农村劳动，开始创作长篇小说《金光大道》。七十年代初，他平步青云，受到「四人帮」尤其是毛泽东夫人江青的青睐，成了「座上常客」和「钦差大臣」，七四年江青「亲自委派」他去西沙群岛前线视察，回京后创作了长篇诗体小说《西沙儿女》，后又「奉命」视察全国农业「红旗标兵」山西省大寨，创作了报告纪实文学《大地的翅膀》。
在国人眼中，浩然的背景和举动蒙上了一层外人无法揭开的神秘面纱。他在晚年回忆往事时说，他其实内心惧怕江青，总是借故躲开她，只是觉得江青对他不错，谁也不能对他怎麽样了，自己就能有安稳的写作环境。在几乎所有作家都被剥夺写作权利的那些年代，浩然却以每天一万字的速度写作。七六年，「四人帮」被粉碎，中国文坛开始活跃，浩然却逐渐远离北京，居所越搬越远，直至回到河北三河，他隐居写作，很少有人留意他的生存状态。朋友称他是独特的痛苦者，被抛离轨道的彷徨者。
晚年浩然依旧勤奋写作，但新作《苍生》、《乐土》、《活泉》等长篇小说终究没能再显昔日风光。他开始悉心为普通的文学爱好者做实事，自称为「文艺绿化工程」，他倡导成立三河文联，创办文学刊物，为热爱文学的普通人搭建平台。晚年浩然於二零零零年完成的口述自传《我的人生》一书中说，「在所有的作品中，我最偏爱《金光大道》，因为从人物故事到所蕴含的思想都符合我的口味。但人们更喜欢《艳阳天》。现在想来，读者是有道理的，当时过於强化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这点我是二十年后才认识到的」。
浩然说：「从一九六六年到七六年这十年，我不能上天入地，只能跟着风浪颠簸，所以这一段的历史脚步是复杂的、险峻的，而且表面上丰富多彩，内含着各种滋味。四人帮倒台后，一开始把我说成帮里的人，传闻特别多，开会背靠背整我。我看了一些发言稿，说我是江青的面首，从西沙回来先奔江青去了，机关司机在外面冻了一夜。这怎麽可能呢？我上钓鱼台从来不能用机关车」；「一次江青对于会咏他们说：『你们几个有搞音乐，搞舞蹈的，没有搞文学的，你们要请教浩然同志，他是专家。』我说：『我从来没做过党的工作，连小组长都没当过。』江青指着我说：『你太客气了……』我听了出了一身冷汗，不知是正话还是反话？」「我对过去岁月的看法是：那种处境下有一度辉煌，在一个年轻的我来说，确实有所惬意，有所满足，但也伴随着旁人难以知道和体会的惶恐、忧患和寂寞。」
关於浩然和他作品的争议始终未断。九八年，浩然接受记者采访，谈到自己准备写自传，要「说清楚」自己「不是蟊贼，不是爬虫，而是一个普通的文艺战士，一个有所贡献、受了伤的文艺战士」，自己从未为以前的作品《艳阳天》、《金光大道》、《西沙儿女》后悔；反而为它们骄傲，「我想我是一个奇迹，亘古从未出现的奇迹。这奇迹的创造者是中国农民」。这些话旋即引发新的「浩然争议」。
他真诚也不无固执
北京作家梁晓声说，浩然在文革期间的作品与政治靠得很近，那个时期完全由不得他，他也是被时代所裹胁。他认为当年被时代高高抬起的浩然，仍保持着作家的良知，并没有像一些得势者那样做出伤天害理的事。长期关注浩然作品的北京评论家雷达说，浩然是「十七年文学」（中共建政起至六六年）的最后一名歌手，他的作品与当时的政治意识靠得太近，有阶级斗争色彩，有扭曲生活的成分，他似乎没有完全意识到这些，但他是真诚的，也是不无固执的。他熟悉农民，塑造的一些人物有血有肉。陕西作家贾平凹说，浩然是个好人好作家。北京文学评论家白烨说，浩然是个悲剧人物。
浩然小档案
当代作家，原名梁金广，祖籍河北宝坻，一九三二年生於唐山赵各庄煤矿区，在蓟县王吉素村长大，上世纪四十年代末参加工作，出任村、区、县的基层干部，五四年起任《河北日报》、俄文《友好报》和北京《红旗》杂志记者、编辑，六四年起在北京市文联从事专业文学创作。他曾任中国作家协会北京分会主席、北京文联副主席、中国文化传播发展促进会会长、中国作协全委会名誉委员及《北京文学》、《大平原》、《苍生文学》杂志主编。
浩然一九五六年开始发表作品，出版近八十种著作，代表作有长篇小说《艳阳天》、《金光大道》、《苍生》等，短篇小说集《喜鹊登枝》等，散文集《北京街头》以及《浩然选集》，多部作品被翻译为英、法、日文出版。《苍生》获首届中国大众文学特等奖。他长期生活在农民中间，作品充溢着民间文化的乡土气息。人们对他包括创作在内的人生之路和作品争议不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