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题为“忽视养育人文精神的教育不是真正的教育”一文中，北京四中校长刘长铭提到一个关于该校历史教师赵利剑的著名故事，就是2001年9月12日上午的历史课。
他对这节历史课的评价是“一个引导学生如何对待生命、尊重生命和对生命价值进行深刻思考与探求的教育课堂”。中国历史老师如何在课堂上讲述和评价“911事件”？赵利剑老师曾对学生说过一句话：博爱是人类道德的最高境界。多年后当他回顾这堂不同寻常的历史课时，他的心情或如这篇文章的标题“敬畏生命 回归人性”，庄重、冷静而虔敬。
敬畏生命 回归人性 （2014）
文/赵利剑
“老师，您别讲课了，讲讲昨天的事儿吧！”
“老师，我们都是住校生，没看电视，你给我们说说吧。”
“老师，对这事儿您怎么看？”
……
这是2001年9月12日早晨，当我走进高二八班的教室时，同学们七嘴八舌向我提出的要求。这节课我原本是准备按正常教学进度继续讲“鸦片战争”的，但我发现，学生们的注意力完全不在“正课”上。其实，不要说学生，就是我本人，也还没有完全从昨晚的震惊中回过神来。
至今，我仍然清晰地记得“9.11”事件当天及之后一段时间所发生的事情：那天是周二，我参加了学校组织的庆祝教师节活动后，刚刚回到家中，便接到朋友电话，他告诉我“出了大事”，有人驾驶飞机去撞击美国纽约世贸双塔！
我随即打开电视。随着时间的推移，整个事件的脉络也逐渐清晰……极度的震惊使我的大脑一片空白，我盯着电视屏幕上那不断重播的客机撞击大楼的画面，试着让自己身临其境：那些驾驶飞机冲向建筑物的“圣战者”，当然是“视死如归”的，可那些飞机上被劫持的无辜乘客呢？当他们发现自己乘坐的飞机正在撞向世贸中心，正在扑向死神的怀抱时，他们心中是怎样的感想呢？当那些世贸大楼里的人，发现一架庞大的飞机正在撞向自己，而自己却躲无可躲、逃无可逃时，他们又会是怎样的情绪呢？惊愕？恐怖？绝望？……还是其他？
让我更加惊愕的是后来发生的事。随着“9·11”事件消息的传播，我发现有很多人竟处于节日般的兴奋与喜悦中，他们或眉飞色舞地描述着事件的细节（残酷的细节！），或扬眉吐气地宣告美国霸权的终结，或意气风发地赞扬肇事者为“反对美国霸权的英雄”。这其中，不乏教育工作者。
就在不久后我参加的一次教研活动中，一位论年龄我可以叫她“阿姨”的前辈在大庭广众之间“光明磊落”地坦承：“我觉得这事儿特别痛快，解气，让他美国想打谁就打谁，这回老实了吧？”一位刚从大学毕业不久的年轻教师，也大力附和，并声称自己一贯反美，深为此事而感到欢欣鼓舞！
我不禁想问问他们：你在大学里都学了些什么？你们是喝“人奶”还是“狼奶”长大的？你们又打算用什么来“喂”你们的学生？你们希望学生长大了变成和你们一样的人吗？
至少，我不希望我的学生变成他们那样的人。
……
对学生们的要求，我无法置之不理，或者照本宣科讲我的“鸦片战争”，美其名曰“保持正常的教学进度”，否则，学生会失望，甚至会蔑视，我也就成了一个战场上的逃兵。
我对学生说：我可以讲，但我有个提议：让我们共同为昨天事件中的罹难者默哀一分钟。
很多学生表示赞同，而其他人并未表示出明显的反对。
我宣布默哀开始，但说老实话，我的默哀并不专心（说来惭愧，实在是对死难者的不敬），因为我要观察学生。在学生的眼睛里，我没有看出漠然和漫不经心，相反，每一个人都低垂头颅，表情肃穆。
孺子可教。
默哀毕，学生落座，该我讲话了。然而，我该给他们说些什么呢？
对于那些为“9·11”事件喝彩的人，我一直想问他们一个问题：假设死难者中有你的至爱亲朋，你还会欢欣鼓舞吗？如果回答是肯定的，我无话可说，也没什么必要说了；如果回答是否定的，即意味着：在这件事上，你的态度取决于死难者中是否有你的至爱亲朋——你的至爱亲朋遇难，你便哀矜涕泣；而别人的至爱亲朋遇难，你便手舞足蹈——那么，这算是个客观的标准吗？
我一直想弄清楚，人们为什么要为这件事鼓掌叫好呢？有人说，因为这是反美的，所以我支持。
这是典型的“冷战思维”。老一辈的国人对此应该很熟悉：先把某国置于假想敌的地位上（如美国），然后呢，“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都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都拥护”。事实证明，这是典型的非理性思维：美国有人提倡保护环境，你反对？美国有人反对种族歧视，你拥护？重要的一点是：在恐怖主义和美国之间，你宁可选择恐怖主义吗？你了解恐怖主义吗？无论你是否了解，读了下面的故事，你还会倾向于恐怖主义吗？
1992年12月，基地组织在也门制造了一起针对美军的炸弹袭击事件。这次行动造成一名游客和一名旅馆员工死亡。该组织成员开始产生怀疑：殃及无辜是正义的吗？一位基地组织的理论家解决了这个难题：如果被杀者是个好穆斯林，就能上天国；他要是个坏人，就会下地狱——这岂不是谢天谢地？！因此，死掉的那位游客和那个旅馆员工都将各自得到应有的回报。
多么“美妙”的逻辑！你剥夺了我的生命，我还要感激你帮助我进入了天堂！如果我进不了天堂，那只能证明我不是个好穆斯林或者根本不是穆斯林，我咎由自取！我活该！
有人说，恐怖主义的手段固然有问题，但打击的对象是美国的霸权主义，是让美国逼的，难道还有别的更好的办法去打击美国吗？
我不是政治家，不知道该用什么手段去打击美国的霸权主义，但我知道不能用什么手段：不能用“9·11”的手段。因为这种手段突破了人类道德的底线！恐怖分子通过绑架人质并与其同归于尽的方式，造成数千人的死亡！这不是在战争状态下，也不是以个别政要为目标的政治暗杀，是完全针对平民的恐怖袭击！要知道，在当天消逝的，是数千条鲜活的、无辜的生命！
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宣布拉登死亡的演讲中说得没错：“最惨痛的景象是那些无法展示在世人面前的。餐桌边空空的座位，孩子们不得不在没有父母的环境下成长。父母们再也感受不到孩子们的拥抱。我们的身边被夺走了将近3000个生命，在我们的心中留下沉痛的悲伤。”请想象一下那情景吧。
况且，美国的霸权会因此而减退吗？如果你是美国总统，你会因此而收缩你的霸权吗？恰恰相反，你倒是获得了一个堂而皇之的进一步扩张霸权的理由：反对恐怖主义。而其他国家只能免开尊口，因为在“9·11”事件中受损失的是美国，还因为那个似乎老生常谈却沉重无比的原因：恐怖分子的行为突破了人类行为的底线！
还有一个问题：恐怖主义是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因反对美国的霸权而起的“正义”行为吗？如果没有美国的霸权，就没有恐怖主义了吗？
现代中东恐怖主义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其最主要的目的是在世界上建立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秩序，因此，凡妨碍其实现这个目标的势力都会是其打击对象，这其中既包括前苏联、美国等霸权主义国家，也包括中东各国的世俗统治者（原教旨主义者追求政教合一），与自己见解不合的其他教派，以及无数的无辜者。请再看下面的故事：
1997年11月，在埃及著名的旅游胜地卢克索，6名恐怖分子在光天化日下打死了来自于七个国家的58名游客，其中包括5岁的孩子和4对度蜜月的新婚夫妇，另有20余人受伤。袭击者的手段极为残忍：先开枪射击游客的腿，再有条不紊地射击其头部；他们肢解尸体，把自己的宣传品塞进游客内脏；当着女儿的面割掉父亲的头颅……
事后，基地组织的二号人物扎瓦希里除了给别人栽赃外，还指责受害者，说他们不该来埃及，因为他们是异教徒，呆在安拉的土地上是对穆斯林和埃及的侵犯。
这又是什么逻辑？是谁给了他权力，让他代表安拉和埃及？持这种怪异逻辑的人如果统治了世界，会是什么样子呢？不用我啰嗦，君且看塔利班统治下的阿富汗吧。
归根结底一句话：他们有什么权力去剥夺别人的生命呢？
如果我们仅仅因为恐怖主义者反对美国就去支持他们，我们又把自己置于怎样的立场上呢？重要的是，恐怖主义这把火会不会烧到自己身上呢？听说过英国诗人约翰·多恩的那首诗吗？
没有人是一座孤岛，可以自全。
每个人都是大陆的一片，整体的一部分。
如果海水冲掉一块，欧洲就减小，
如同一个海岬失掉一角，
如同你的朋友或者你自己的领地失掉一块；
任何人的死亡都是我的损失，
因为我是人类的一员，
因此
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
它就是为你而鸣。
……
整整一节课，我都在阐述着我的观点，“正课”一点儿没讲。而学生们对此有何反应呢？
胡子轩同学在作文中提及：
“9·11”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天早晨，第一节就是历史课，赵老师一改往日的幽默风趣，很严肃地给我们讲述了他昨晚听到这件事后的感受，并谴责了这种惨无人道的行为，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我被他深深的打动了，这是我最难忘的一节课。
另一位同学则说：
在谈到对“9·11”恐怖事件的看法时，赵老师说：那些社会上的欢呼声是幼稚的，是一种人性的泯灭。试想其中若有他们自己的家人，又当何以处之？听了老师一席话，我心中充满了内疚和自责，因为我也曾欢呼过。我不禁自问：“你的理智与良知在哪？”赵老师的话时刻警醒着我：凡事要理智，切莫做颠狂柳絮，轻薄桃花！
看来，学生认可了我这“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因为这“情”，是人皆有之的感情，而这“理”，则是建立在“情”的基础上的提升。以前者动人，可唤起共鸣；以后者升华，则可促进理性的思考。而这“情”与“理”，最终都应回归人类共有的最基本的东西——人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