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题目，不要一激灵。
我理解的加拿大主流社会，即不是收入天文杯觥交错的上流社会，也不尽是“多数民族”人的社会，是类似于过得稍滋润些的老百姓的社会。
衣食住行符合当时当地的潮流风俗，说平常话做平常事，想有的都有了或正在朝着奋斗，够不着的还是够不着。
我的工作岗位和职务，说自欺欺人也行，说感觉良好也行，一直在“主流社会”里混着。
位子，在中国的主流社会里，我就没能爬多高。
在加拿大，本也没指望。
1999年，在中国刚拿到加拿大永久居民登陆纸那时起，我就开始想，我夫妇俩，千人大设计院里的小工程师，为我国市政建设献计献策，照猫画虎地整过一张又一张锅炉房、各色管道、道路小桥的图纸，到施工现场被称为“指导”。
收入比下有余，衣着保守，不说脏话。
虽是俗人，但好歹算在“主流社会”里吧。
谁知道我这一去万里，还能不能在这个行业里干下去？出了国能吃到什么样的苦呢？我开始观察那些扫街的，收垃圾的，路边等活的民工们，今后我是否也会像他们一样，像个外来妹似地，历尽艰难，夹缝里求生存？同时，在设计院里，我也做些换位思考，如果清一色的中国人里，有一位来自或印度，或非洲，或加勒比海某国的“技术移民”，即使和我做着同样的工作，说着磕磕巴巴的中文，我会把他当成“自己人”吗？
我没有拼老命地去学过英语，倒是爱看些原版片和教学片。
落脚在加拿大8万人口的旅游小城，第一个感觉是英语变成立体的，而不再是喇叭里发出的了。
改天换地，一点好奇，多数是为了生存，一改害羞的性格，硬着头皮和人聊天。
从“办证”机构到带着孩子在公园里玩，别人都说我的英语讲得好。
我到现在才领悟，当别人不吝赞扬你时，就像你夸一个西人会用筷子一样。
看你的穿着打扮眼神行为用词方式，内心里，才把你当成地地道道的外乡人。
好在，现在我已经很长时间听不到别人对我语言的评论了。
刚来不久，先做好了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准备。
翻本地报纸，看到旅馆清洁人员，餐厅服务员的招聘广告，跃跃欲试。
自编了浓厚中国特色的简历，辗转找到地址。
人家问了不到三句话，就客气地说还要研究研究简历，请静候佳音。
我还静候什么呀，露馅了，我老老实实要回了满纸谎言的简历。
又看到一则启示，某西人小老板要在中国大陆拓展生意，招聘秘书一名，要求会讲汉语普通话，职责是操作电脑表格，订机票饭店，开汽车带着老板东跑西颠。
我琢磨，汉语和电脑表格是我的强项，但开车一窍不通。
又撞大运般前往应聘。
老板说咱俩交流不成问题，我相信你的汉语讲得更好，你学会开车再来找我吧。
又被婉拒了。
和朋友说起这些，被她骂得狗血喷头，说你以前哪在这些领域干过。
你会的不就是画图嘛，最大众化的软件AutoCAD，是全世界都通用的，你为什么不去试试画图员的工作。
虽然工程师的高枝一时攀不上，吃不着猪肉，还能见到猪跑呢。
朋友一言仿佛给我打开了一扇窗，我以前号称是工程师，其实大部分精力是在画图，少部分时间才在计算、设计等工程师的本分上，更少的时间用来指导江山参与施工。
以自己的绘图技能，找画图员这样的工作，算是“上马”对“中马” 吧。
我开始找对口工种的初级工作。
参加了个找工学习班，茅塞顿开，把简历改得简单明了，仿佛除了画图就不会别的。
那年加拿大大体就业形势尚好，没有太多地等待，很快就找到了第一份目标工作。
上班后，想起了影星陈冲回忆录里写的话，刚到美国时，“牙膏的味道都不一样”。
不同的人，不同的工作环境和内容，不同的公司文化，统统像山一样地扑来，不适应也得适应。
人，肯定是没一个认识的。
我说的不认识，是几乎不认识他们整个民族。
说着共同的英语，没有共同的话题。
更别提二把刀的英语水平了。
听不懂是常事，听懂了也常不知如何回答。
别人说“You’re kidding”，我说“No, I’m not”；我向人要报纸看，本想就看一张，人家说等我看完全给你；问人家的收入；问公司里有没有其他黄种人，说“yellow race people”；看见黑人会玩乐器，说“You Negroes are really good at rhythm”。
类似的话，如果我说在中国，恐怕先会让人笑掉大牙，再让人胖揍一顿了。
再说工作。
可以说除了软件相同，连看图的角度都不一样。
大家各司其职，在河边走着，就是湿不了鞋。
同是一张图，人和人关心的东西不一样，我集中精力想的是，线条的颜色，层的设置，外部引用，属性块的定义。
如果我有多余能量，可以琢磨设计人想的事，管径为什么要用6英寸，为什么这里要设置个压力表。
但大多时候我自顾不暇，还是先干好本分吧。
许多人抱怨，加拿大经验像一个鸡和蛋的怪圈，或中国学历是废纸一堆。
假设，有一家雇主，看到你的高学历，说请来请来，工程师的重担就交给你了。
你要负责设计计算，请注意符合本地规范要求。
选设备，问好供货商各种尺寸规格，你知道常打交道的供货商的名字和品牌吧？和施工人员交待清楚你的意图，经常去现场跑跑，听听工头的意见。
还要和客户搞好关系，没事陪他们打打冰壶（curling）……请问，这些你都玩得转吗？
在中国，在男人聚集的工程领域，我玩得都很吃力，现在，就更别想了，或暂时别想了。
还是先叮有缝的蛋，从小处着眼，从初级着手。
从22岁挣第一笔糊口工钱到现在，我只从事过一种职业，没有丰富的人生。
刷过盘子车过衣捣腾过菜地，都是在自家进行的，没有以此换过钱，更从没有过当领导的感觉。
在中国多年就是一小兵，现在是一老兵，听老板的话，头儿叫干啥就干啥。
甭说玻璃屋顶，连玻璃窗户还没看到呢。
我所在的小公司，与一个全球集团公司FL挂着钩。
最近几年FL在中国设立了两个分支机构，加拿大分部与中国分部一度合作密切，我参与了多项中国工程。
老板曾经拿着我画的图，去FL公司和远道而来的中国代表团开会。
如果我那次哭着喊着主动要跟着去，自己技术过硬些，嘴上能吹些，可能我就会实现多少加拿大华人的梦想：以假洋鬼子的身份派到中国，像个高等华人一样在同胞面前指指点点。
然而，我只是参与了工程而已。
我的职位决定了我工作的鼠目寸光，知其然，不知其总体所以然。
底气不足，飞不远。
这和我本性羞于与人广泛接触，技术上蜻蜓点水，缺乏头悬梁椎刺骨精神也肯定有关。
不论在地球哪个角落，都会如此吧。
我周围的一些朋友，原来在中国混得怎样，现在大抵还如此。
初来乍到时，可以用加拿大不承认中国经验，英语不好等等搪塞。
几年后，真人露相了，张三只有中国学历，那却是中国一流大学的硬学历，加上摸爬滚打的两国工程实践，使他的职业工程师资格当之无愧。
英语发音可笑的李四，在中国就被“破壳”（破格）提升过，现在也混成了技术准领导。
他们肩膀上的脑袋，与我是有些不同的。
我有一个远房亲戚，16年前因“众所周知”的原因，得到加拿大永久居民身份。
他端过盘子，送过外卖，吃过婚礼蛋糕切下的边角料，穿过教堂里捐赠的衣服，不是心理变态，是的确吃不饱穿不暖过。
现在，他是一家跨国公司的高级设计师，年薪秘不外传，经常国际出差指导业务，每年固定捐款给教堂。
他问候我时说：“等你有机会出差，一定来我家里做客。
”我说：“在我能预见的未来，我是不会因公出差的了。
”
我来加拿大很快找到糊口工作，是在国内就做好了一时半会当不了工程师的准备的。
走在既不富裕也不贫困的路上，迅速过上了和本地老百姓大同小异的生活。
我想我可能没什么前途，但心理结结实实的。
单身女孩19岁时，说我非局长儿子不嫁，29岁说最好嫁个貌端体健的，39岁说，就嫁个过日子男人吧。
我对位子的追求，类似于39岁单身女郎的情况。
嫁给了“过日子男人”，自我戏称为登科。
（雅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