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总理李克强周三召开“全国稳住经济大盘电视电话会议”，罕见地召集了从中央至区县约十万名各级官员参会。
他承认，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困难比2020年初受疫情严重冲击时还大，要求各省尽快抛出纾困刺激措施。
5月25日，中国国务院召开全国稳住经济大盘电视电话会议，释放了明确的稳增长信号。
这场会议参与官员众多——从中央部委，到省、市，乃至区县一级，有媒体估计参会人数可能超过十万。
会议上对中国经济形势的描述也出乎舆论预料——李克强称，困难比2020年初受疫情严重冲击时还大。
对于刺激经济的措施，这场会议要求又多又快——比如要求各地5月底前要出台实施细则；再比如，要求各地在助企纾困上政策能出尽出。
这场会议凸显出中国经济在严格防疫政策下，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政策力度和速度，让人联想到2008年金融危机后“四万亿”刺激政策。那场超强刺激被称为“大水漫灌”和“饮鸩止渴”，虽然稳住经济大盘，但中国之后用了多年消化后遗症。
中国经济形势有多严峻
“3月份尤其是4月份以来，一些经济指标明显走低，困难在某些方面和一定程度上比2020年疫情严重冲击时还大。”在5月25日的会议上，中国总理李克强对当前经济形势的描述引人瞩目。
2020年疫情第一波冲击下，中国经济遭受重创，当年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下降6.8%，那不仅是1992年中国开始公布季度GDP数据以来最低数值，也是首次出现季度增速为负值的情况。
对比之下，两年前武汉封城76天，目前上海封城已超过60天。经济重要程度上，两个城市不可同日而语，武汉属于中部地区核心城市；但上海不仅是制造业中心、外贸中心，也是中国的金融中心；封闭两个月带来的经济冲击力比武汉更大。
虽然二季度经济数据尚难统计，但各方对疫情冲击之下的中国经济预期普遍大幅走低。
2020年疫情第一波冲击下，中国经济遭受重创，当年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下降6.8%，那不仅是1992年中国开始公布季度GDP数据以来最低数值，也是首次出现季度增速为负值的情况。
对比之下，两年前武汉封城76天，目前上海封城已超过60天。经济重要程度上，两个城市不可同日而语，武汉属于中部地区核心城市；但上海不仅是制造业中心、外贸中心，也是中国的金融中心；封闭两个月带来的经济冲击力比武汉更大。
虽然二季度经济数据尚难统计，但各方对疫情冲击之下的中国经济预期普遍大幅走低。
目前能够看到的一个重要指标是失业率，当前几乎回到了两年前的水平——2020年2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6.2%，3月份下降为5.9%。而最新数据显示，今年4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上升0.3个百分点至6.1%，创2020年3月以来新高。
这一问题也成为李克强口中的高频词。比如，“着力保市场主体保就业保民生”，“努力确保二季度经济合理增长和失业率尽快下降”。
“能出尽出”的纾困政策
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次电视电话会召开前两日，5月23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出台六方面33项措施，以稳住经济基本盘。
此次规模空前的电话会议目的则为传达和督促各地方政府落实33项措施，要求5月底前要出台可操作的实施细则，并且国务院26日将向12个省派出督查组，对政策落实和配套开展专项督查。
这33项措施有税收优惠和费用缓缴，比如：
在更多行业实施存量和增量全额留抵退税，增加退税1400多亿元；
放宽汽车限购，阶段性减征部分乘用车购置税600亿元；
将2022年普惠小微贷款支持工具额度和支持比例增加一倍；
将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和餐饮等五个特困行业缓缴养老等三项社保费政策延至2022年底，并扩围至其他特困行业，预计全年缓缴3200亿元。
加大基建投资也成为重要方向，比如：
支持发行3000亿元铁路建设债券；
今年要新开工一批水利、交通、老旧小区改造、地下管廊等项目，并引导银行提供规模性长期贷款等。
在保就业方面，不仅依靠基建投资来将发挥一定的以工代赈作用，还包括今年将失业保险留工培训补助扩大至所有困难参保企业，财政对企业稳岗的资金支持政策进一步加码等。
李克强称，各地在助企纾困上政策能出尽出。对各类市场主体一视同仁，用市场化办法、改革举措解难题。
有网民评论称，各种药方虽多，但核心问题是，严格防疫政策不放松，很难有效刺激经济。关于这点，李克强在会上称，解决两难多难问题是对行政能力的考验。要在防控好疫情同时完成经济社会发展任务，防止单打一、一刀切。
前车之鉴
中国当前的经济形势和刺激力度，让人联想到2008年次贷危机后的中国——彼时，金融海啸的余波跨过太平洋冲上中国的海岸，当年11月中国进出口数据突然跳崖，出口增速从上月的19.2%下降到-2.2%，进口增速从上月的15.7%下降到-17.9%。
时任中国总理温家宝称，“这场金融危机是历史上罕见的”，以及“要千方百计防止金融危机影响实体经济的发展”。
几天后，中国宣布“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并推出一个四万亿元级的经济刺激计划，当时低迷的全球经济都为之一振。大量的钱注入经济，基建狂潮成为托底经济的主力。2008年底开始，中国发改委突然放松审批条件，密集批复同意了28个城市的地铁规划，投资超过1万亿元。事实上，“四万亿”中45%投向了公路、铁路、机场和城乡电网。
但很快，它被视为“饮鸩止渴”的计划，推高了债务风险，吹起了地产泡沫。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在事后称，“这是饮鸩止渴的办法，它不但没有降低杠杆，相反进一步杠杆化了”，而一旦有风吹草动，“局部的资金链断裂传导到金融市场的其他部分，引发系统性危机”。
此后多年中国不得不承受“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带来的痛感。因此，当前疫情压力下的强刺激，也有声音担心，是否会重蹈覆辙。
不过，当前分管金融的副总理刘鹤，在推出“四万亿”计划时就是中财办副主任。他在10年前的一次讲话中提到过当时的苦衷——“在应对本次国际金融危机过程中，当全球经济处于自由落体状态的时候，我们中央政府不得不进行大规模的直接干预，取得了很大成绩，也确实还有一些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