墙内党媒澎湃新闻网报道：2022年10月1日，是共和国的73岁生日。巧的是，这个举国欢庆的日子，也是中国科学院院士、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名誉院长、教授杨振宁的百岁生日。
2017年，杨振宁在清华园。摄影 高远
今年8月间，物理学家、中科院院士葛墨林撰写的《我知道的杨振宁》由商务印书馆出版面世。书中序言，葛墨林写道：“我有幸认识杨先生40余年。弹指一挥，我也是年过八旬的老人了。每当想起杨先生对我的关怀、帮助，心中总是有一种冲动，想把我了解的他的做人做事的点滴记下来，与朋友分享。以我很窄的接触面，写的都是小事情，希望大家可以从小事中感受到巨人的风范。”
据介绍，葛墨林自20世纪70年代末结识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1980年代多次赴美跟随杨振宁开展研究，后来在杨振宁的直接领导下参与南开大学数学所理论物理研究室的创建和教学科研，并在杨振宁创建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初期作为兼职教授短期参与教研工作。该书以时间为线，记述了他对与杨振宁近半个世纪交往的回忆，其中很多内容和照片都是首次发布，具有相当的史料文献价值。
近日，身在天津家中的葛墨林接受了澎湃新闻记者的电话专访。在数度的电话交流中，这位84岁的老人一点一滴回忆起近半个世纪当中同“杨先生”的交往。一次他主动打来电话，向记者致歉，“年龄大了，差点忘记了重要事。近来有朋友传给我，有网站发消息说杨振宁有物理与佛学的论述，这纯系谣言。杨先生从来没有这事。如有人研究物理与佛学的关系，那可能是别人的学术探讨，我们无权过问。但网站造谣到杨先生头上，这不能容忍。这一点，可否作为你电话访问开头我的声明？”
与访问理论物理研究室的法捷耶夫的三位学生斯米尔诺夫（Smirnov）、阿雷夫伊娃（Aref ’eva）、塔克塔金以及日本物理学家和达三树（从左至右）合影
与访问理论物理研究室的外斯（Wess）夫妇、索尔巴（Solba）夫妇
以下将此次采访的内容做一整合，以口述形式呈现。应受访者“突出杨先生，少写我自己”的再三要求，文章有所删节。
葛墨林当选院士后，杨振宁请他和爱人秦世芬吃饭庆祝。
【口述】
“给杨先生百岁献礼，我要做三件事”
关于杨先生的百岁生日怎么过？我目前也没有什么新闻。杨先生近年来一直住在清华的家里，疫情原因不怎么见客。他的百岁生日马上就要到了，听说为了不给大家添麻烦，国庆期间都在医院休养。
中国人的生日习惯是“过9不过10”，去年99岁寿辰，清华大学为他举行了非常隆重的庆寿仪式，会后出了一本很厚的祝寿文集，600页的样子，很多人都写了文章，我看了以后很受感动。文集是由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文集“A”是大家写的关于杨先生的往事，文集“B”则是学术方面的作品，还没出版。
那次我没能去清华庆祝，正好那段时间疫情特别严重。我和杨先生倒是经常打电话，他有一个耳朵听力不强，但眼睛特别好，以前我们是每周通一次电话，有时候电话里听得不是很清楚，我们就发e-mail。还有一次他在电话里跟我说，他在想一个物理问题，想着想着就头疼了，觉得自己快100岁了，不能再做物理了。我还提醒他一定要注意休息。我真是佩服杨先生，100岁了，e-mail从来写得很清楚，有时候电话中说起哪个人名，什么事情、年份？我卡住了，他还能够更正我，老爷子的记忆力是顶好的。
今年关于庆祝，我能够做的就是三件事：第一，这本《我知道的杨振宁》，已经交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写杨先生传记的各种文章太多了，我写的都是自己亲历的小故事。写的时候我没有跟杨先生通气，文责自负。我个人也没有写日记的习惯，但跟杨先生交往的事情我都记得特别清楚。这本书里我跟杨先生沟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他两年前在301医院住院期间工作的情况，那张照片他说可以用。
《我知道的杨振宁》书封 商务印书馆
杨振宁在301医院住院期间，仍通过床榻上安放的Pad工作。
欧洲非常有名的科技类出版社Springer，他们准备要出一本庆祝杨先生100岁寿辰的书，我估计10月份不一定能出得来，欧洲那边出书程序太复杂。书是我跟英国的一位华人朋友合编的，题目叫做《物理和数学的对话》（Dialogue between Physics and Mathematics，at CN Yang 100）。书中将收录四位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的文章，还有很多著名数学家的文章。国内也有三位顶级科学家为此撰文：中国高温超导的最高奖获得者赵忠贤先生；在量子通信、量子技术方面让中国领先世界的潘建伟先生，潘先生跟杨先生也有过很多交流；最后就是薛其坤先生，他带领的“量子反常霍尔效应梦之队”在国际上是非常有名的。
两年前，我就开始准备杨先生的100岁献礼。杨先生是国际大师，我们一定要请国际权威人士（来撰稿）。这里面也有遗憾，当初英国皇家学会前任会长阿蒂亚爵士，俄罗斯科学院院士法捷耶夫（曾任国际数学联盟主席），还有著名的物理学家戴森，在国际理论物理学界提起戴森，无人不晓。这三位过去经常来南开大学数学所（现陈省身数学所）开会，我跟他们很熟，他们是杨先生的好朋友，都答应了要写文章。结果到了去年，纷纷过世了……后来就把他们的相片放在了书的后面。这是第二件事，Springer要出的书。
第三件事，孙昌璞院士是杨先生和我在中国合招的博士生，30年前他完成了一个书稿，《经典杨-米尔斯场理论》，是他在做博士时做的，全部算了一遍，谷超豪先生曾审阅过书稿，认为应该出版。当年要出的时候，我们觉得还应该要补充一些内容，后来就放下了。现在作为给杨先生的一份献礼，高教出版社来出这本书。杨先生也要去书稿，亲自过了一遍，并写了一则很短的序，大意是说葛墨林、孙昌璞虽然不是自己的学生，但研究风格和他很接近，此书可以作为研究生一年级的教材。坦率地说，现在真正懂“杨-米尔斯场”，又全部算过一遍的人没有几个，孙昌璞的工作是很有意义的。而且他为了慎重起见，又请自己的学生重新算了一遍。
《经典杨-米尔斯场理论》高等教育出版社
我只能做这三件事了，主要是我也84岁了，右眼不行，黄斑变性。有时候也是羡慕杨先生的身体，他100岁了，还能够拄着拐杖在清华园里行走，自己能够行动，这对老人而言是很难得的。而且他所有的讲话，从来不需要别人起草，全部是自己写。他讲话的特点是讲出来就是一篇文章，不用改，一气呵成。他95岁的时候，天津市政府为他举办了欢迎晚会，他即席讲话，完全不打磕绊。
与杨振宁先生合影
他的到来，像一股春风吹遍物理学界
咱们做采访，我想确定一个原则，不要谈我什么。（针对记者采访提纲）关于书中提到咱们军队的“40火”（69式40毫米火箭筒），我可以简单聊两句，也可以见得咱们当年的发展是多么得不容易。
1969年，我接到通知调回兰州大学，跟随我的导师段一士先生承担了改进火箭弹的技术革新工作。当年的改进工作，现在想来是挺危险的。在兰州大学4楼的那个教室里面，靠着一面墙全是炸药，最危险是焊雷管的时候。有段时间，段先生没日没夜地干，有一天实在是太累了，在教室里抽了支烟。那时候乱，我们物理楼也没人看门，谁想来谁来，赶巧程开甲先生推门就进来了。程先生在南京大学的时候是段先生的老师，可以说也是我的师爷。程先生一见之下，一屁股坐在了炸药箱子上，“赶紧给我出去（把烟）掐了！”
那年月，人们的劲头高啊。我也是白天做军工研究，还得参加劳动，晚上就研究规范场，生生是把眼睛搞坏了。现在想来，1971年杨振宁先生第一次回国，他也是美籍知名学者访问新中国的第一人，在我们学校作报告，就是在物理楼一楼的大教室，那时炸药还在呢！回想起来真是后怕，要是炸了，一栋楼都没了。
1977年，杨先生再次回国（他之前已经多次回国），但这次不仅是对我个人，对整个中国物理学界都是一次巨大的影响——“文革”刚刚结束，他的到来，就像一股春风吹遍了物理学界。他以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的远见卓识向党中央建议要重视基础物理研究，也重新打开了中国物理学界通向世界的大门。
在那之后不久，时任中科院副院长钱三强就提出了中国科学界应该加强同美国科学界的交流合作。他提出中美首次学术交流的领域选择高能物理。为什么呢？这就见得钱先生的先见之明，用钱先生自己的话说，“中美学术交流既是一个学术任务，也是一项政治任务。”高能物理没有太多实际应用价值——如果我们一上来就跟美国科学家讨论半导体，这件事恐怕就很难办成了。
1980年，我第一次赴美学习就是杨先生推荐的。出去的时候是国家委培出钱，考虑到我当时去的是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杨先生在那的研究所简称ITP（物理理论研究所英文简称）。国家考虑到我所在的是纽约市区，当时一个月的补助是420美金，有些和我一同赴美的学者，由于是在别的州，补助还不到400美金。
1980年代，咱们的国家还是比较困难的，能够拿出这么些外汇让我们出去——我现在不是唱高调，心里真的是非常地感动。当年下放农村，我在甘肃农村真切地见过当地农民的生活状态，太苦了。穷困到那个程度，还要上缴农业税、上交公粮。专业课的考试是在兰州大学，我记得这些学生里面至少多一半，都是家庭很贫困的。有一位学生从延安来，9月份还穿着棉裤，连一个夹裤都没有，他就考得非常好。
那时候出国很不容易，需要政审，还要考专业课，还要考英语。我是学俄语的，当时在兰州大学有一位教外语的老师，吴冰，是冰心先生的女儿，她在伦敦待过很长时间，一口漂亮的伦敦音。幸亏有她的悉心指点，那时候我们看专业书都是哑巴英语。
当时国内也有一些不同的声音，有人写信给中央，说这些学生（学者）去了美国，学完不回来怎么办？是李政道先生，他写了一封反驳质疑的信，联名海外四十多位华裔学者给邓小平上书，当时正好有一位新华社的记者要从纽约回国，就把这封信带回了国内，呈交给中央。有人去问杨先生的意见——这事儿是杨先生回到石溪后告诉我的，他说不方便说什么话，因为自己解放前考取公费赴美留学，以后没有回国。他当时只是回复，“我们的年龄逐渐大了，要在美国培养杨振宁、李政道的接班人。”
杨先生后来多次演讲，希望赴美留学的中国学生学成后要回到自己的祖国。杨先生的性格就是如此，有时候是比较耿直的。2015年，他放弃了自己的美国国籍，重新加入了中国国籍。
当然，就我所知，公派出国的确有人后来没有回来，有的人混得是不错，也有的人后来在美国餐馆打工，后来也就做个账房先生，这样的人还不是一个两个。再到后来，特别是到了90年代以后，两国交流就太多了。在我的认知里，一直到川普上台以后，中美的学术交流环境才有所改变，这个变化是我们谁也不愿意见到的。
在美国南加州与杨振宁先生合影
“我在西南联大读书时，中国正遭受日本侵略”
那个时候，世界对中国人也感觉十分好奇和新鲜。我并不是第一批出国的，第一批出国是谷超豪先生那一拨，1979年出去的。我是1980年，第二批。当年走出国门完全没有经验，老伴儿怕我在美国做饭没有菜刀，就偷偷在我的背包里塞了一把，我也没注意，一直背着。到了巴黎戴高乐机场转机飞纽约的时候，我才发现，就主动同机场安检人员说。法国人非常友好，看我们是中国人，就把安检的开关关了，让我顺利通过。
后来和杨先生、杜致礼师母熟悉了，有一次他们开车带我兜风。老两口可有意思了，当时是师母开车，杨先生就催她开快点。师母一撇嘴，“我的开车经验比你多，不要你来教我。”杨先生听了也觉得师母说话在理。还有一次，也是我们一起开车出去，路上聊到美国文化，我就斗胆问了一句，是不是美国人都比较随便？师母告诉我并不都是这样，很多美国家庭笃信宗教，在生活上也是很严谨的。
杨先生和师母都热爱自己的祖国。我再举个自己亲身经历的事，1980年圣诞节，学校搞庆祝活动，要求每个团队都得出个节目，这可难坏了我们这帮理工男。大家商量半天，决定来一首《黄河大合唱》，真到排练了，除了第一句“风在吼，马在叫。”大家这才发现原来歌词都背不囫囵。这时杨先生随手拿起一张餐巾纸，默写下了全部的歌词。我们当时都惊呆了，他不紧不慢地解释说，“我比你们大十几岁，记性肯定不如你们好。但这首歌，是我在西南联大读书的时候，中国正遭受日本的侵略，环境的困苦和恶劣让我终生难忘。”
在石溪与杨振宁先生在办公室合影
爱国是底线，无论出于什么原因都不能触碰
1984年元旦，我在纽约寓所摔了一跤，肋骨断了，而且扎到了肺。送到长岛地区的急诊医院，医院就在我们石溪分校边上，幸亏救治及时没有太大问题。出院的时候，我对主治医生表示感谢，他是长岛乃至纽约都非常有名的胸外科大夫。大夫在得知我是来这里做理论物理研究后，脱口而出“Frank Yang（杨振宁的英文名字）！”我哈哈大笑，告诉他杨先生是我们的大老板。他连声道，“Yang， wonderful！”这点就可以见得，杨先生在石溪，特别是在美国人当中是非常有声望的。
正是有了他在那里，尤其是后来他又创立了CEEC(中国访问学者项目)奖金，前后资助了80多名国内学者去美国做研究，包括陈佳洱、杨福泉、王文等等都来过，涉及数理化、生物医药、航空、交通、医学，甚至还包括文科。上海的陈中伟医生也曾来过，他是国内断肢再植的第一人。
在石溪，有一家中餐馆叫“满庭芳”，无论中国人到访还是来了外国朋友，杨先生总愿意在那儿请客，让到访的中国人吃出家的味道，让外国朋友了解中国的新变化，愿意到中国去走走看看。对杨先生而言，那里不像一个餐厅，更像一个服务中国、展示中国的窗口和舞台。
坦白讲，那个时候美国学术界骨子里面还是看不起中国人的，当时我们的确也比人家落后。但美国学术界、科技界一个最大的优点，正如杨先生对我们说的，美国人崇尚强者，只要他们觉得你在某一方面比他们强，他们就会尊重你。只要你能够做出成绩，他就服你，一切凭实力说话。
这一点我很有感触，我们中国学者到了那里，就是要埋头苦干，做出成绩，至少要证明自己并不比他们差，他们在参会的时候就会把你当朋友，甚至主动来和你交流。80年代，杨先生在石溪就是一尊真正的“大佛”，没有人敢直白地说中国不好，因为有杨先生在。我在石溪期间遇到的很多有诺贝尔奖提名权的权威科学家都表示过，因为杨—米尔斯规范场理论要第二次提名杨先生诺贝尔物理学奖。
1990年，有一次杨先生和几位关系要好的欧洲科学家吃饭闲聊，范围比较小，属于私密聚会，我也在旁边。当时就有人闲谈说，如果杨先生能在公开场合表态，比如否定一下中国的一些做法，肯定会对第二次获得诺贝尔奖非常有利。因为他们英语说得比较快，又有一些北欧口音，我听得不是太真切，但大概意思不会错。
杨先生的态度很明确，他当场说，获得诺贝尔奖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但自己不能为了获奖就去说一些、做一些自己不愿意的事。我听了非常感动，同时觉得杨先生是非常有原则的人，爱中国就是他的底线，无论出于什么原因都不能触碰。
晚年生活，翁帆功不可没
坦率地讲，谈杨先生的学术思想，我不是一个合适的人选。杨先生有很多学术造诣极深的朋友，还有一批非常优秀的学生，他们来谈更合适。我只是以自己接触杨先生的几个领域为基础，从很窄的角度说一说自己的体会。
杨先生物理研究的思想基础是自然界的对称性。他认为，对称性决定了事物间的相互作用，对称性支配自然，使自然有了规律。他的很多研究都和对称性有关。同时，他又指出，我们观察到的自然很有可能是被破坏了对称性的，这样的问题同样值得研究和关注，比如宇称。
杨先生的物理研究理念，对我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他一直强调，做研究要在物理自身发展的推动下进行，物理走到这一步，那么就非做这个不可，非这么做不可，而不是自己想当然地去做。物理发展推动着你去做就不会错，自己想当然就很容易出问题。这样的学术理念要求杨先生对物理乃至数学领域有比较全面的认识，这也造就了杨先生开阔的研究视野和深厚的研究功底，我认为这是杨先生取得成功的重要根基。
杨先生晚年的生活可以平安顺遂，这里面翁帆女士绝对功不可没。有一次杨先生得病细菌感染，高烧40度。是翁帆一直守在先生身边，寸步不移。先生后来自己回忆，他当时感觉到生命将尽，是翁帆在喊他：“达令！达令！”自己的魂好像被爱人叫住了，又慢慢下降，回到身体里。
我觉得翁帆真的特别像年轻时候的杨师母，也是一个有个性的人。这方面我推荐大家去读商务印书馆去年推出的《晨曦集》（杨振宁、翁帆合著）。里面有翁帆写的杨先生怎么教她开车。我是知道的，杨先生喜欢自己开车，直到85岁才让翁帆开车，自己坐车。那篇文章里讲述了很多他们夫妇两人的生活点滴，读来别有趣味。
当年他们两人结婚的时候，招致了一些社会上的非议，好像师母刚过世一年多，杨先生便迎娶了翁帆，如何如之何。这点上，我在书中也谈了自己的亲身经历，实际上在师母过世前两年，有一次她就对我说过，自己的身体不行了，最放心不下的就是振宁。她亲口告诉过我，如果自己不在了，振宁要是没法自己生活的话，“他就应该再婚，再找一位合适的伴侣。”这点上，师母的妹妹杜致廉女士后来几次表达过自己对翁帆的感谢。她也认为是翁帆给了杨先生一个幸福的晚年，这是其他任何人无法替代的，“作为亲人，只有感谢。”
近几年来，杨先生和翁帆基本都在国内生活，就住在北京清华园内。大家有时候也相约去看演出和展览，我对艺术的鉴赏能力实在不太好，经常看到杨先生和翁帆讨论得津津有味，有时候两人说着说着，干脆直接用英文交流。有次在国家大剧院看外国歌剧，可能是情节稍微有些冗长，有些观众没看完就走了。我听到翁帆对先生说，这么好的剧，怎么很多人不看就走了，多可惜呀。先生说，我们看完，没问题。在回来的路上，他们两个人还在讨论剧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