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温籍海外女作家张翎的小说在国内屡屡获奖，被各大文学刊物争相发表，并登上各类排行榜，良好的创作势头引起海内外文学界的一致瞩目。
上周二，现居加拿大多伦多的张翎回温探亲，本版对她进行了独家访谈，访谈中，张翎首次披露她的成长经历与文学创作观。
关于成长
我要走出黑色隧道
记者：能谈谈你的成长经历吗？即使作为家乡人，我们对此似乎也还知之甚少。
张翎：我祖籍苍南藻溪，家是在温州市区县前头，16岁时就参加工作，当时初中只上了两年，到温州郊区的一所小学当代课老师。
记者：16岁就工作，属于童工了。
张翎：没办法，为了糊口，当时是1973年，文革时代，不工作就得“上山下乡”。
记者：是教语文吗？
张翎：语文、政治、算术，什么都教，是所谓的“万金油”老师。
记得学校设在一个破庙里，第一次进教室，发现教室里怎么没有学生，抬头一看，吓了一跳，那些调皮的学生都爬在高高的柱子上。
记者：你那时学历才初二，居然就可以教小学生了？
张翎：那时都这样。
不过，水平是很差。
第一堂课点名，有个学生叫吴昊，我不知道“昊”字怎么念，把全班同学都点了，故意不点他，最后问道：“有没有没点到的同学？”他就回答他没点，我趁机问他叫什么名字？他说叫吴昊（hao），我这才知道“昊”字怎么念，才没出洋相。
记者：教书教了多久？
张翎：教了一年，然后在工厂做车床，一天八小时都要站着，一直到1979年考上复旦大学。
这中间，我像一块巨大的海绵一样，张着所有的毛孔贪婪地自学，学一切能学到的东西，绘画、古典文学、外语。
简直把手能伸得到的书都给读了，把眼睛能看得到的东西都给学了。
昨天我在清理我十几岁的日记，突然意识到，从1973年到1979年，这六年时间里，我自己完成了人生最重要的再教育课程，我人生观、世界观的真正形成就是在这六年里奠定的。
记者：是什么支撑着你在艰苦的工作中不懈自学，从一名初中学历的女车工成为一名大学生？
张翎：我那时的努力是不可想象的，我甚至不知道我学了是干什么的。
我觉得我的前途就像一个黑色的隧道，走啊走啊，永远走不到头，不知道那个出口在哪里，但就在那样的绝望中，我知道自己一定要走出来。
生活太枯燥了、太单调了，空虚到极点，我的一辈子不能这样浪费掉。
我现在把它归类为我的“自救行为”，否则在那个年代，我会疯掉的。
记者：也就是说，是一种反抗贫瘠生活的信念？
张翎：是的。
实际上，我考了两次，1977年考过一次，因为政审的原因没被录取。
1979年再考时，同样有许多阻拦。
我决定考的时候，已经过完1979年春节，是二三月了，而高考是7月份，我就剩这么多时间，我就把工作辞了，我觉得我没有退路了，只有这条路可以走。
我在四五个月的时间里非常努力地复习。
后来我的成绩是全省外文类总分第一名。
记者：大学毕业后呢？
张翎：1983年我大学毕业后，分配在北京的煤炭部工作，做科技翻译，1986年出国留学，出国后我考取了行医执照。
如今在加拿大负责一家诊所。
在北京三年对我的世界观形成也有很大关系。
我第一次知道什么叫博大，江南长大的我，到了北京，才感觉江南是一件很精致的金缕绣衣，我身子略微动一动，就会把那些针脚挣破。
在北京，我不再需要原来的衣服，我需要一种博，一种大，一种更大的空间，于是我选择了出国。
关于文学
寻找理想的精神家园
记者：文学创作一般都是开始于文学阅读，你的文学阅读是怎么开始的？
张翎：上大学之前，我看的多是中国古典小说，如六朝小说，但那时能找到的书太少了。
大学上的是英文系，我读了非常多的欧美文学，都是英文原著，如维多利亚时期狄更斯、哈代的小说，我还特别喜欢英诗。
可以说，我的文学阅读大部分是在大学里完成的。
记者：你的文学创作也是大学里开始的吗？
张翎：大学里有写，但我第一篇作品并不在大学。
说起来很好笑，我出国后，有一年在哈佛大学的燕京图书馆做一个海外华文作家的演讲，突然在图书馆里找到一本1977年的《浙江文艺》杂志，我在那上面看到了我平生发表的第一篇散文，叫《雷锋颂》。
记者：是处女作吗？
张翎：是的。
那篇东西现在看来，一半是快板，一半是政治教材。
我就觉得，我的眼光厘过岁月的积尘，看到我平生发表的第一篇文字，汗“哗”地就流了下来。
（记者：无地自容？）是的，真的无地自容（笑）。
我就想到，现在网络出现后，文字的流传方式是非常轻浮的，随意的，你都不知道任何情况下的时候，你的一篇文章就可能已经跑到某个国家的某个网站上了。
而它的保存方式又是那样的凝重、不可更改。
你一旦发表了一段文字，你永远不可以说，我将这段历史抹去。
从那开始，我就想，我再也不写让我无地自容的文章了。
记者：继这篇处女作后，你在大学里写了什么文章？
张翎：大学里我在《福建文学》《东海》等省级刊物上发表了一两篇短篇小说，接下去就是长时间的沉默，因为我后来出国了。
那时我感觉自己已接近于作家了，根本没意识到，后来还要经过十几年的沉默，才能真正成为一个严肃意义上的作家。
记者：那两篇小说满意吗？
张翎：绝对不满意！怎么能满意呢？那时的阅历也就那么多。
（笑）
记者：为什么要沉默十几年？
张翎：我这人有很现实的一面，我总觉得精神的追求是一个硕大的金字塔的塔尖，物质的需求是金字塔的底座。
有了底座，才能向上发展。
我必须把谋生的那块处理完。
因此，我毕业出国后的十年，读了两个学位，通过了北美行医的执照，成为听力康复医师。
我是1986年出国，1996年才开始动笔写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
也就是说，不再为衣食而奔忙的时候，才开始创作。
记者：那十年应该是你创作力最旺盛的十年，没有创作，是不是一种损失？
张翎：主观上，我是失去了创作力最旺盛的十年，但客观上，意想不到地帮助了我。
刚留学、移民时，就像把一棵大树连根拔起，移植另一地方，一些树根已经下土，一些还浮在泥土表面，它对周围的气候、环境、土壤有一种很敏感、激烈、痛苦的反应与挣扎。
如果那时就开始写作，叙述基调一定是激烈的、敏感的，接近于控诉的，像《北京人在纽约》《曼哈顿的中国女人》，所以有人把移民文学讲成第二次的“伤痕文学”。
像那类的，主题是淘金梦啦，思乡啦，是很肤浅的。
我在十年以后开始写，客观上帮助我，这些情绪都沉淀下去了，等于给了我理性的审美距离。
严歌苓说过一段话，我很欣赏，她说一个人不能写离自己时间、空间太近的事。
记者：你现在有没有以写作为专业？
张翎：我想我的写作是件很独立的事，我不会做专职作家，虽然我可以以写作谋生。
所谓的不媚俗有两个含义：一个是精神上的不媚俗，还有一个是对市场运作方式的不媚俗。
如果你要做到在这两点上完全独立，就很难写出让自己足够谋生的小说。
记者：你大学学的是英文，浸润欧美文学多年，如今生活国外，有没尝试过英文写作，让自己更容易进入主流文学世界？
张翎：我不会写英文小说，虽然英文表达对我来说，一点都没问题。
前些天看了张爱玲的英文小说，她的英文写作已经达到大师级，非常牛津、非常典雅，像一个非常精致的女人坐在窗口，摇着一块绣花手绢，但即使如此，对比她用中文写的《金锁记》《倾城之恋》，那些语言上的刁钻、尖刻、辛辣、放肆，在英文里根本没法表现。
我想，英文对她是达意的语言，中文对她是传神的语言，对我自己，也是这样。
我可以写很通顺的英文小说，写能打动洋人心灵的作品，我很知道他们爱读什么。
但我那些很放肆地表述自己的东西，在英文里无法表达。
那么，是用有限的时间做一件喜欢的事（英文写作），也许很快就能成名；还是做一件至爱的事（中文写作），也许很慢才成名，或者永不成名？我选择后者，虽然我始终没认为自己成了什么气候，但至少写了几本让自己很痛快的书。
记者：很多作家在一生的创作中，有一个母题，或者说基本的主题，你有没有这样一个“母题”？
张翎：我一直在写、或者所要写的是一种状态，即“寻找”。
我的场景有时在藻溪，有时在温州，有时在多伦多，有时在加州，就是说一个人的精神永远“在路上”，是寻找一种理想的精神家园的状况。
可以是东方人到西方寻找，也可以是西方人到东方寻找，但这种寻找的状态是人类共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