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将出版的《多维月刊》发表多维社记者吕贤修的现场报导：4月24日，达赖喇嘛在纽约与媒体聚会，以此结束14天的访美行程。在回答多维记者提问时，他以中文表示，他支持胡锦涛的务实主义，所谓“全国人民大团结”，但同时这必须也是“汉藏大团结”，而且不是出自恐惧，才算是真正的大团结。他强调“我们不敌视中国人，我们不追求独立，我们完全支持奥运。从始至今，未曾改变。”访谈以英语进行，摘译如下：
我最重视的三件事
达赖：西藏问题的解决之道，必须由中国的兄弟姊妹，西藏的兄弟姊妹合力解决。尤其是现在这个关键时刻，双方的接触往来极端重要，否则会不断引发不必要的情绪效应，这让人很悲伤。
我知道中国政府总认为我在寻求分裂，策划反中国的活动。所以我想先说清楚，我的三项责任，同时也是我最重视的三件事：
每个人都想要快乐的生活。但社会是由许多个人所组成，每个人都该有同理心，才能创造祥和社会。这应该是人的天性，所以无论我到世界何处，我最想推广的，都是这种人类独具的内在价值，而不是开口闭口都是西藏，否则怎麽会有这麽多人想来听。（笑）
其次，回到一个佛教徒的身份。世界上有各种宗教，都有上千年历史，有各自的传统。但直到今天，宗教也带来许多分裂、冲突，这很不幸。然而，如果仔细观察，所有宗教都有爱与宽容的意涵，这是创造和谐的坚实基础。我的第二项任务是推广宗教间的和谐共处，我也相信这点我已有所贡献。
第三、西藏人民敬仰我，所以我有责任为他们服务。我认为我的角色，是西藏人民的自由代言人，而不是统治者，我完全遵从西藏人民的意愿行事。如果西藏人民真的快乐，我会据实告诉全世界。但如果不是，我也必须善尽我的职责。为什麽我们会变成难民？不是因为天灾，而是政治因素。他们完全不关心西藏人的权益。
中国政府指责我们只想重建旧体制，但我认为藏人没有这种想法，没人想接受不合时宜的体制。有人认为达赖喇嘛的这种体制，对藏人是最关键的事，但我早就公开否定过这点。我说过，是否延续这个体制，全由藏人决定。早在第8世纪前，就有西藏佛教。但达赖喇嘛的体制，至今约只有500年。我认为这是可有可无的，一点都没关系。我从成为达赖喇嘛开始，就展开改革。59年我到印度后，开始朝民主化前进。2001年开始，我们已有选举制度，每5年举行一次大选。现在，我已是半退休状态，所有重大决策权，都不在我手中。我只像个“资深指导”，因此我的责任有限，而且也不是完全自愿的。（笑）
我的开场白结束了。接下来，问我问题吧！我想都是政治问题吧？（笑）
我没说过关於辞职的话
问：你对近来中国盛行的民族主义（nationalism）有何看法？
答：那是正确的。任何人一旦有自己的国家，都会发生这种事。比如过去中国人对日本的敌视，这很自然。但太过情绪化，这不好，会让人盲目。
多维：你会如何解释你与藏青会的关系？你说曾如果他们持续使用暴力，你会选择辞职。最近发生的事件，是否显示你已无法控制他们？你如何看藏青会的未来？
答：首先，我没说过关於辞职的话。对任何社会而言，年轻人都非常重要。但是西藏的青年团体，他们的政治主张，已与我们背道而驰。我们知道，我们迟早要与中央政府对话。所以，追求独立是不可能的。我们决定不寻求独立，但依照中国宪法，我们要真正的自治。透过谈判，让西藏人获得自由。
4月24日，达赖喇嘛在在回答多维记者提问时，他以中文表示，他支持胡锦涛的务实主义，所谓“全国人民大团结”，但同时这必须也是“汉藏大团结”，而且不是出自恐惧，才算是真正的大团结。(多维社记者吕贤修)
毛泽东、周恩来都强调过，不同於中国其它区域，西藏个案极为特殊。所以1974年开始，基於中国宪法，我们持续尝试与中国政府讨论，期待这一天来临。然而，有些西藏人开始对此批判，要争取独立。西藏的青年团体选择这条路线。
不论何时，我遇到年轻的藏人，我都很清楚地告知，彼此的政治立场不同，你们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但同时，你们也有责任维持藏人传统文化。我的角色不是叫你们闭嘴，我完全尊重民主，我是告诉你我的想法。但有些人就是不听我的建议，我没办法控制他们。所以，要说达赖喇嘛对西藏人的影响力，我不知道。就政治而言，我认为是在逐渐减少。至於宗教上的影响力，他们有些也对我很不满，批评我、又批评佛教，我都很欢迎。我也无法叫他们停止，那是他们的自由。
另一个例子，3月10日危机事件发生前，有一群藏民企图由印度出发进入中国边境。我打电话告诉他们：在印度示威没问题，印度是自由的国家。但偷渡进入中国，等於自杀。我的责任就是提醒你可能的后果，你们自己决定要不要听我的话。当时，他们似乎放弃了。但不久，依然决定继续。后来，我就不知道了。(达赖喇嘛在纽约与媒体聚会之一。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