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以载道，是很多为文者的理想和境界，如鲁迅先生，当年弃医从文，就是想通过自己的笔来改造“国民的劣根性”。
遥想初习作文时也曾为先生的情操与境界激动过。
文章真的可以载道吗，不过是一种理想而已。
起码在下就做不到，以在下浅陋的学问和作文的能力也去想文以载道，忌不贻笑世人。
文以载道不成，但可文以循道。
作文如做人，作文者当按做人的规则办事。
我作文的原则是不发人之私之恶，而扬人之善之美。
我为报纸写专栏，一些认识我的人说，我很喜欢看你写的文章。
这是对我的鼓励，我非常感谢，是我作文的动力之一。
可能有人不喜欢我的文章，尽管我没有听见，可能是不好意思对我说，不好意思对我作文的热情泼以冷水。
这是对我另一种形式的鼓励，我更加感谢，是我作文的动力之二。
尽管我为文不能载道，却想以文字的形式直抒胸意，与广大朋友共享移民生活的感受，或许对正处于移民生活困惑时期的朋友们能有所帮助。
这是源于读者的无声鼓励，我无限感谢，是我作文的动力之三。
有动力如是，所以我作文。
不要强求非能力所及的成功
很长时间以来我一直以为我喜欢写文章，如果这也算是文章，有些自我抬爱了。
其实遍查我写过的那些文字，真正能算上文章的也没有几篇，我想还是称为写字能让我心下稍安一些。
后来我逐渐发现，原来我也并不怎么喜欢写字。
如果想写出好的文字，必须慎独，必须能耐住寂寞。
虽然有时候我可以让自己的内心归于片刻的宁静，偶然一下可以，不可能总是宁静。
人毕竟是要生存的，并且还总是想着要自己生存的好一些，也只好去适应周围的环境，以求得某种和谐，所以难以慎独。
尽管历来的文人墨客总是把写字这个行当鼓吹得很高尚，但我觉得有些故意提升自我价值，有些自我欣赏。
历来文人也总是与穷困潦倒相伴，说是为了求道，君子须“固穷”，其实是一种无奈，有些自我安慰。
如果写字这个行当真的能那么高尚，那么世间也就少有人追逐财富与权势了。
遍览前朝与当代，我感觉少有文人能不屈服于富贵与权势的。
曾以一篇《离骚》而流芳的古楚大夫屈原，后世多有赞誉，认为是志行高洁，我信。
然《离骚》恰是屈原见疏于君王后的忧愤之作，无非是君主不得意你了，你干什么那么忧愤呢。
后又写了不少文章，反复表明自己忠君爱国欲使君王重新宠幸之志，终于得到了楚怀王的重新任用，又怪楚怀王不能采纳自己的意见，又开始写文章发泄自己心中的怨气。
整日这么骂骂咧咧的，终于惹恼了楚怀王的继任者顷襄王，将屈原罢黜放逐。
古君王稍怒就要杀人，顷襄王还算是宽厚的，没有砍了屈原的脑袋。
但屈原感觉自己可能也包括国家的前途无望了，一怨之下投了汩罗江。
推屈原之文，律动飞扬，犹以《离骚》之赋，虽太史公司马迁认为是怨气生而后之作，然其所明志洁，所叙行廉，仍能让人荡气热胸而泪下，屈原不愧为一代伟大的文化宗师。
但我认为屈原并非大丈夫，既遭君王放逐，为什么竟然怨而投江呢，虽然后人多誉是一种风骨，但我并不趋同。
倘从此归于宁静，慎独求道，专务于山水之间，立言明理，以诫世人，又何尝不是人生的另一种真谛呢。
屈原的悲剧在于，他始终没有找准自己人生的位置，他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但他不是一个成功的政治家。
我尤其认为屈原并无太高的经邦治国之能。
史载屈原“博闻强志，娴于辞令。
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以对诸侯。
”无非是记忆力不错，口才不错，迎来送往，替君主起草或是传达号令，如是而已。
并无一字表明他胸有文韬武略身具安邦定国之能，也无一字表明在当时楚国强敌环伺之际他曾有强国御敌之策。
后楚怀王为秦所拘，楚国将不国，作为原楚国的一个专司起草律令的大夫，一个文官，倒不能要求他有仗剑勤王收复河山之壮举，但也不应该有幸灾乐祸的心态，自己真的认为“举世皆醉我独醒”了。
毕竟是书生，一旦被君王疏远，即大闹情绪，大发牢骚，怨天尤人，岂是胸怀博大的政治家所为。
因为感到自己的政治前途无望了，“于是怀石自沉汩罗以死。
”真乃书生意气，文人性格，屈原的悲剧也是大多数文人的悲剧。
文人尚谈，特别惯于指点河山，好像一个国家如果按他们指点的那样去管理，肯定是国富民强繁荣昌盛了。
作为一个纯粹的文人，可以文章写得很好，可以在纸上大谈治国之道，但既无经邦治国实践之能，又无作为一名政治家荣辱不惊的最基本的素质，却又想以仕途终老，岂不悲乎。
找准适合自己发展的位置
所以人生伊始，找准适合自己的属于自己的发展基点或者说位置至关重要。
找准了，你的才华和能力当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人生定能得到一种成功。
如果在一个非你能力所适应的并不适合于你的位置上，又想有所成就，岂不强已所难，不但难得成功，自己一生也会郁郁寡欢，感怀人生不得其志的痛苦。
如果是性情刚烈者，也难免不会以悲剧收场。
据研究表明，每个人身上都具有多种潜能，很多潜能你可能终生都不会发现不会使用。
一旦你的潜能被发掘出来，恰又与你的志向你谋求发展的基点相互配合，人生达到一种成功又有何难。
但一个人发现自己的能力进而把握自己的能力却何其难哉。
如在下，人生过半，却仍然不能把握自己究竟适合干什么。
很长时间以来我认为自己喜欢写字并可以与写字终生相伴，甚至不惜抛弃了原来前景看好的电子工程类专业，专攻写字。
但后来有一段时间我发现，在自己的潜意识中，写字不过是我作为谋求自身发展的一种工具。
与写字相比，我似乎更喜欢做官。
人总是难以摆脱富贵与权势的诱惑，我辈又岂敢例外。
只不过一些自许“富贵于我如浮云”者不愿意承认罢了。
我想做官，也不是突发奇想，我曾很客观地审视我自己是否具有做官的素质和能力。
比如说我文笔不错，曾为一些封疆大吏级的高层官员代笔写下了为数不少的文章，发表于国家级较有影响的理论期刊上，并获得肯定；对于一个初入仕途者而言，文字功底是必需和必要的。
比如说我为人较坦诚，给人的感觉是诚实可靠，任何时候都不会去做整人害人落井下石的事，即使在中国的官场上，一个人做人的人品仍然是最重要的，如果你的人品遭人怀疑，那么你的仕途之路就很艰难了。
再比如说我待人比较宽厚，属于宁让别人负我而我绝不负人的那种，表面上看很吃亏，但公道自在人心，那种斤斤计较得理不饶人的人是绝对不适合官场的；虽然我不计小事小节，但在大事大节上是从来不敢糊涂的。
老子曾云“君子盛德，状貌若愚”。
虽然我不是小人，但亦非君子，亦非盛德，不过“状貌若愚”还称得上，实际上我也确实是个天生愚钝的人，不过在官场上为人太过精明也并非好事。
本人大抵如此，所以混迹于官场，按我做人做事的方式去处理问题及上下关系，也未感太多的复杂和疲累。
几年时间过去，我却对官场生涯渐渐失去耐心。
大家在一起为同事，正常的情况下，每个人的能力一时难分伯仲，你有所长，也有所短，他有所短，也有所长，如无特殊的背景和特殊的才能，资历仍然是官员晋升的重要依据和决定因素。
我说的是失去耐心，也可能包括失去信心，我又开始怀疑我的能力和素质是否适合官场。
怀疑与摇摆中，人生过半，终于一事无成。
所谓术业有专攻。
我非常羡慕那些终其一生都能专心致至去做一件事的人。
人生能得到成功的也往往是这些人。
或许他们天分不高，或许他们没受过很好的教育，但他们能坚持不懈，能安于天命，最终才有所成就。
前几日往国内打电话，儿时的一个玩伴五瘌子已被提为副局长了，是意料之外也是意料之中的事。
想起他小时候总是拖着鼻涕，性格懦弱，受点委曲就哭哭啼啼，考大学时也是连考三年，似乎并无做官的才干。
但他甫一毕业就在一个部门工作，一干就是二十年。
当我们从一个行业到另一个行业跳来跳去的时候，五瘌子总是说，我知道自己的斤两，能把目前的这份工作应付不错，我也满足了。
这次被提拔，五瘌子说，妈的，这个副局长轮也轮到我了。
我还是称他为五瘌子，他也并不生气。
但五瘌子现在可不是瘌子了，如何当官是可以学会的，我想他真的是学会了，他能在这个职位上做得很好。
想起我的一位朋友张东，在国内时我们就是朋友。
他移民时间更早，大概是在2000年登陆加拿大。
他在国内时就做字画与古玩生意，现在已把自己的生意成功地拓展到加拿大。
张东是学历史专业的，毕业后在一所大学里教书，特别是对中国各个朝代的钱币有独到的鉴赏能力，从他的专业和职业方面而言，他应该在学术方面有所建树。
还是在我们孜孜不倦地写文章办沙龙搞先锋文化讲座，每个人均胸怀很伟大的理想，欲先立言后立功以使人生有所辉煌的时候，张东已经开始冷静思考并开始寻找能适合自己的职业位置。
他认为，搞学术研究，非自己所长，也不感兴趣；但既然自己学了专业，就要学有所用。
最后他将自己的目标锁定在古钱币的收藏与交易上，并毅然辞去了那份令人羡慕的职业。
当时我们还挺为他遗憾的。
几年时间过去，张东已成为业内会首，并将自己的业务拓展到字画与古玩领域。
他是一个成功的商人。
同时他附带着获得了另一项成功。
他把自己多年收集的古钱币印成图谱，加之自己对古钱币的鉴赏与研究心得，汇编成书出版，不但成为业内人士案头必备之书，专业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也对此书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此专著不但填补了研究领域内的一项空白，其学术价值也具有很高的权威性。
张东被他原来辞职的学校特聘为客座教授。
我想，如果张东不去经商，就无钱出版他的专著，国内的出版界也历来对这类专著不感兴趣，张东的学术成果也就无从体现了，可能终生无所建树。
倒是他不想专做学术研究了，作为一个成功的商人的同时，又在学术研究上有所收获。
人生自有天命。
所谓天命就是你能客观地认识自己评价自己。
我觉得，成功与才能没有绝对必要的联系，如果找到适合于你的能使你得以充分施展的位置，即使你的才能有限，也必会取得成功。
（北 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