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埔军校内部派别斗争是因为政治立场和革命态度的差异和对立造成的，军校内部无论是“青年军人联合会”和“孙文主义学会”，“血花剧社”同“白花剧社”团体之间的矛盾，还是蒋介石、何应钦、戴季陶同周恩来、廖仲恺、邓演达等个人之间的矛盾，事实上都是围绕主义、“信仰”等问题展开的。
1924年5月，黄埔军校成立。蒋介石被任命为校长。廖仲恺任党代表，戴季陶为政治部主任。后来因戴与蒋政见不合，另谋高就去了，由邵元冲取而代之，邵也感到蒋不易相处，拂袖而去。政治部主任之职，急需有人填补。
为了办好黄埔军校，孙中山希望共产党派遣得力的军事人才到军校工作。周恩来就是顺应这种需要而来创黄埔军校的。
1923年，在中共旅欧支部工作的共产党人周恩来奉中共中央命令参加了国民党旅欧支部工作。周恩来精明能干，人缘甚好，大家对他的评价都不错。在廖仲恺的特别赏识和积极推荐下， 1924年7月下旬周恩来从法国启程回国。9月初，周恩来到达广州，10月担任中共广东区委员长。他回广州不久(l924年11月)，就被邀请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
周恩来任职后，恪尽职责，与廖仲恺立场和态度始终保持一致，积极支持军校的政治工作。
譬如在商团事件中，由于廖仲恺主张快刀斩乱麻，平定商团，因而受右派包围，被迫辞去广东省长职，周恩来发表文章大力支持廖仲恺。商团事件后，周又以伍豪笔名发表文章，称孙中山“重廖远胡，胡更不快意。”廖仲恺对周恩来也很器重，称他是共产党内不可多得的人才。当然在周刚到黄埔军校后，与蒋介石在很多事情上也是心有默契，容易达成共识。
在平定广州商团叛乱、两次东征、平定杨刘叛乱和廖仲恺被刺等事件上，周恩来和蒋介石的观点比较一致，彼此进行了较好的合作。
广州商团事件时，蒋介石是黄埔军校校长和长洲要塞司令，当广州商团偷运枪械进入广州时，孙中山命令蒋介石派军舰将运载枪械的船只押回黄埔，停泊于校门外。
当时黄埔军校枪械奇缺，学生有要求动用扣留商团枪械的呼声。1924年8月19日，蒋介石对全校训话：“如果党里说这个军械我们可以取用，我们就取用。如果党里说我们保管，我们就要保管，要完全做一个革命的模范给人家看，这是我对于扣械案的主张。”在处理事变过程中，孙中山曾一度打算妥协，将所扣枪械大部还给商团，但蒋周都不赞成妥协的策略。
在蒋介石负责保管商因枪械期间，奉孙中山命令将部分枪支分发给支持革命政府的部队，但蒋介石拒绝把枪支发给同情商团的滇军将领范石生。蒋对军校学员的演说中，反映出商团问题背后有英国人撑腰，说明我们今日的革命目标，就是要先打倒帝国主义的道理。在事变期间，孙中山反复与蒋讨论处理办法。
周恩来对商团事件的态度十分明朗和坚定。10月10日，中共广东区委员会在广州举行纪念双十节”集会，周恩来在会上发表声讨商团的演讲，大会决定将双十节取名警告节。会后，各界群众游行，遭商团袭击，当场死20余人。接着中共广东区委发表宣言，强烈要求严惩商团，力劝孙中山与商团决一死战。事态恶化后，孙中山在共产党人的一再催促下，终于决心剿灭商团，蒋介石率黄埔学生参加了战斗，革命军在工农群众积极帮助下，迅速击溃商团军，取得了重大胜利，广东局势转危为安。所以说，在平定商团事件过程中，周恩来和蒋介石都担当了重要角色。
在对待依附于孙中山旗帜下的杨希闵、刘震寰叛乱问题上，蒋介石与周恩来也是比较一致的。
滇桂军由于1923年帮助孙中山打下广州，乘机扩充实力、霸占财源、争夺地盘，根本不把蒋介石放在眼里。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后，广东革命政府群龙无首，杨希闵、刘震寰要推挂名的副帅唐继尧继任大元帅。但在梅县东征前线的蒋介石坚决反对，他发表谈话，指出杨希闵已通敌。共产党人一直主张消灭杨、刘军阀部队，1925年6月，滇、桂军勾结北洋军阀形迹暴露，举行叛乱，革命政府下令讨伐。蒋介石、周恩来率东征军回师广州，成为平定叛乱的主力，他们都在平叛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刘、杨叛乱平定，蒋介石继杨希闵任广州卫戍司令，黄埔军成为仅次于许崇智粤军的广东境内实力最雄厚的部队。
从1925年6月中旬起。广东革命政府决定以强硬手段实行财政统一，蒋介石派黄埔军进入广州城，准备对付粤军中的不良部队，此举得到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及共产党人的大力支持。
廖仲恺被刺杀时，蒋介石以广州卫戍司令身份在广州实行戒严。周恩来、陈赓等共产党人连续几夜率黄埔学生军搜捕廖案疑犯以及广东不良军阀林树巍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推举汪精卫、蒋介石和许崇智组成特别委员会，负责处理廖案，周恩来则担任廖案检察委员会委员。
廖案的发生涉及与胡汉民、许崇智有关的人员，胡、许离开广州出走，蒋介石掌握了军事领导权。
在两次东征中，周恩来与蒋介石也是合作的。
1925 年10月，广东革命政府举行第二次东征，东征军由蒋介石任总指挥，周恩来任总政治部主任。当东征军攻打惠州城时，由于敌人凭借惠州天险死守，几天连攻不下。此时，周恩来和蒋介石亲临炮兵阵地上指挥作战，何应钦在惠州城门外督战。最后城墙被火炮打开了一丈多长之缺口，黄埔军即开始爬城，在爬城战斗中。共产党员刘尧震等英勇牺牲，敌军终于战败，惠州天险被攻破。
接着东征军继续前进，当军队进至紫金时，东征军指挥部被敌军包围。共产党员陈赓奋不顾身，把蒋介石从危险中抢救出来。
第二次东征途中，蒋介石很重视周恩来的政治工作。于12月上旬，致信周恩来，责成整顿各部党务，蒋介石在信中说，“恩来吾兄鉴：本军各团党部。实在是有名无实。”蒋介石要求“在此作战期间，赶紧先把第一师各团党部整顿起来”。周恩来接信后的第二天，就在第一师各团党部开展整顿工作。
以上说明，在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共产党人与蒋介石是能够合作并肩奋战的。
在黄埔军校时期，周恩来与蒋介石虽然在革命的重大问题上进行过紧密的合作，但也是充满矛盾和斗争的。
在黄埔军校内部，共产党人领导的青年军人联合会大大超过了蒋介石的亲信们组织的孙文主义学会。由黄埔学生军扩建而成的第一军中，三个师的党代表，共产党占了两个。九个团的党代表，共产党占了七个。在连、排、班以及士兵中，有了共产党的组织。第一军及其他各军成立了政治部。
共产党和工农革命力量的壮大引起蒋介石的畏惧和疾恨，他与周恩来的矛盾和斗争因此而加剧起来。周恩来曾说：黄埔军校党代表廖仲恺“虽然他在政治斗争中有其动摇性，对工人、农民和我党的力量有所畏惧。但他晚年的政治生活是光荣的。而蒋介石在革命力量的发展面前更加动摇了，企图加以限制。”
蒋介石对周恩来在黄埔军校发展共产党员的活动加以提防和限制，黄埔军校内的学生队队长都是他的亲信。有一次周恩来派了几个左派的人当队长，蒋介石就大为不满，撤销任命。他用人的方法是制造矛盾，俾其互相牵制。例如，第一师师长是何应钦，蒋介石就同意由周恩来担任党代表。第二师师长王懋功因接近汪精卫而成为当时的左派，周恩来推荐鲁易为党代表，蒋就不干。第三师师长谭曙卿是右派，蒋就用鲁易为党代表。
1925 年11月第二次东征途中，蒋介石召集了连以上的军政人员联席会。会上蒋介石公开表示，他的黄埔军校不可分裂，要求周恩来把所有黄埔军校以及在军队中的共产党员的名字都告诉他，所有加入共产党的国民党员的名字也都告诉他。周恩来以此事关系两党，需请示中共中央为由，予以拒绝。后来蒋同周恩来个别谈话中进一步提出，为了保证黄埔军校的统一，共产党员或者退出共产党，或者退出黄埔军校与国民党，周恩来因为是蒋之下属，也只得服从。
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前夕，周恩来从汕头回到广州，同陈延年、鲍罗廷商讨对策，计划给蒋介石以回击，把共产党员完全从蒋介石部队撤走，另组国共合作的军队。周恩来带这个意见回到汕头，准备接到中共中央回电后立即向蒋介石正式提出。当时周恩来还兼任广东东江各属行政委员，驻汕头。同时，周恩来担任党代表的第一师也驻扎在潮汕一带，可惜当时周恩来的意见未得到中共中央的重视和采纳。
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发动了中山舰事件。他造谣说中山舰要炮轰黄埔军校，共产党员要赶走蒋介石。他逮捕了李之龙，下令黄埔戒严，监视各师党代表，包围苏联领事馆，监视苏联顾问。解除省港罢工工人纠察队的武装。中山舰事件引起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不满，甚至当时各军军长，如谭延阁、程潜、李济深都对蒋介石不满，朱培德、李福林有些动摇，各军都想同蒋介石干一下。但苏联顾问团被蒋包围，中共中央远在上海，无法及时了解事件的真相和做出正确的判断。
刚从东江回到广州的周恩来，在事件发生的当天下午，赶到广东造币厂当面质问蒋介石，严词斥责他破坏国共合作，无理扣押共产党人，给蒋介石以当面羞辱。
中山舰事件后，周恩来和已经暴露了身份的共产党员退出国民党和第一军的有250多人，其中有很多是被蒋介石赏识和器重的学生共产党员。因为共产党员的大量退出，第一军的元气大伤，战斗力一落千丈。为此，蒋介石后来还顿生悔意。
黄埔军校的经历，对于周恩来、蒋介石都是重要的一段人生经历。以后，随着蒋介石反共越来越坚决，蒋周二人便分道扬镳，各奔前程了。
文章摘自《青年蒋介石》华文出版社 出版 作者：崔晓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