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6月10日，戒备森严的台北街头笼罩着一种恐怖肃杀的气氛。
青年公园水门外，马场町刑场，台湾宪兵南区分队的全副武装的宪兵押着四名五花大绑的犯人从车上下来。
四人被强令一字排开跪下，从左到右分别是台湾“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中将、中共华东局特工朱谌之、吴石副官聂曦上校、台军联勤总部第四兵站总监陈宝仓中将。
时针指向16时30分，阴霾低垂，宪兵队长王才金一声令下，枪声齐响，四人同时向前扑倒，4名执刑宪兵趋前又各补了一枪，执刑完毕。
随后，当时的台湾名记者龚选舞来到行刑地，开始拍照，很快，这组照片就出现在了蒋介石的办公桌上。这是蒋介石的命令：死要见尸。
究竟是什么让蒋介石如此震怒，竟要亲眼看见吴石被枪决后的现场照片才能解心头之恨？
吴石是中共特工不假，但十年国内革命战争，四年解放战争，国民党政府和军队内部被中共谍报人员渗透得底儿掉，远有徐恩曾身边的“龙潭三杰”；近有胡宗南信任有加的熊向晖；官衔卑下者如“军统电讯台七人组”，位高权重者如国防部二厅厅长郭汝瑰；情报泄露乃至临战起义的事情早已屡见不鲜。其间被军统俘获的中共谍报人员也不在少数，但哪一个也没让蒋介石“钦定”死要见尸。
历史已经走过了整整六十年，我们无法揣知“委员长”当时的心境，但可以想见的是，当毛人凤呈上吴石的审讯记录时，蒋介石该是如何的寒气陡生，冷汗涔涔。一个自北伐起就追随国民党的老党员；一个保定军校毕业的桂系精英；一个曾在武汉会战期间蒙“委员长”垂询嘉奖，到台湾后又委以重任的参谋奇才，竟然是一个潜伏者。而且他竟然在所有人眼皮底下让“国防部”的地图跑到了中南海毛泽东的办公桌上。这张图上有整个台湾的军事部署。“委员长”的最后一点家底被通通透透的展示给了海峡对岸。
钱壮飞从徐恩曾的眼皮底下救走周恩来和中共中央时，蒋介石没有如此雷霆震怒，因为那时他觉得来日方长；熊向辉把胡宗南进攻延安的全盘计划呈送给毛泽东的时候，他仍然将看走眼的胡宗南带到台湾；但是，吴石拿走的是国民党的最后一点家当。“委员长”已经失去了中国这件器宇轩昂的衣裳，台湾就是他最后一条贴身的裤衩，他经不起再失去它。所以他要愤怒，他要枪毙这个潜伏在他身边的“密使一号”，并且死要见尸。
毛泽东书桌上的台湾战略防御图
1950年是中国统一大业进程中特殊的一年。
国民党残部刚刚撤至台湾，立足未稳：作战部队只有20万人，编制混乱、人心惶惶，还要分兵守备舟山、金门马祖和海南岛，台湾本岛防务十分虚弱；政府大员四散，孔祥熙、宋子文远走美国；杜鲁门政府则刻意与蒋介石政权保持距离。这一切让国民党政权内部充满“失败主义”情绪，曾任国民党中央部长的张道藩自叹：“ 我现在觉得一切事情都没有希望，既不能为党国力挽狂澜，也只有暂求苟全生命。”
反观祖国大陆，人民解放军正有条不紊的清剿各地国民党残部和土匪武装。四年战火淬炼的解放军不仅数量上占据压倒优势，其装备水平，作战能力亦空前强悍。此消彼长，不能不说1950年前后正是解放台湾的大好时机。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也确实早有横渡海峡，解放台湾的战略。
解放军南渡长江，攻陷南京之后，毛泽东就电令三野用第九兵团一部承担进攻台湾的任务。应中央要求，华东局甚至拟定了占领台湾后的政权组成名单。1949年6 月21日，中共中央再电粟裕，要求把“准备解放台湾”列为“目前几个月内四件大工作”之一。7月，毛泽东与朱德在中南海颐年堂研讨了进攻台湾的问题。认为只要苏联援助作战飞机，解放军就可以发起攻台战役，并将进攻时间定在了1950年夏。
而负责对台作战准备工作的粟裕从1949年秋起就不断制定和修正作战方案。1949年秋的第一方案准备以8个军进攻台湾；金门、登步岛战斗失利后，方案修正为12个军约50万人攻台。1950年6 月23日，粟裕进一步向中央军委报告，提出了16个军攻台的第三次方案。
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解放军一面加紧制定攻台作战方案，另一方面愈加重视秘密战线的情报收集。吴石和他的《台湾战区战略防御图》就在这时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1949 年8月，原任福建绥靖公署副主任的吴石被蒋介石任命为“国防部参谋次长”。他抵台后便展开了情报搜集工作。为尽快取回吴石掌握的重要情报，华东局领导决定派长期在上海、香港活动并有子女在台的女情报员朱谌之(化名朱枫)潜入台湾。1949年11月24日，朱谌之搭乘“风信子”号海轮自香港启程，三天后抵达基隆港。根据组织上的要求，她在台湾只能单独联系“两条线、两个人”——华东局台湾工作委员会书记蔡孝干(化名“老郑”)和吴石。
抵台次日，按事先约定，在一座古色古香的茶楼上，朱谌之与蔡孝干接上了头。蔡向她报告了台湾工委准备接应大军入台的情况，同时还把工委掌握的一些绝密情报交到了朱谌之。
一周后，她又与吴石中将取得了联系。吴石将她领进家中书房，掀开北墙上一个钉有蝴蝶标本的镜框，露出了秘密保险箱。他打开保险箱，从里面取出一只小圆铁盒，郑重地放到朱手里，说道：“这盒里装的微缩胶卷全是绝密军事情报。望你以最安全的方式、最快的速度，送回内地。”
这些微缩胶卷上记录了完整的《台湾战区战略防御图》；最新绘制的舟山群岛，大、小金门《海防前线阵地兵力、火器配置图》；各防区的《敌我态势图》；台湾海峡、台湾海区的海流资料，台湾岛各战略登陆点的地理资料分析；现有海军基地并舰只部署、分布情况，空军机场并机群种类、飞机架数；‘国军’现有部队的番号、代号，各部队的官兵人数；火炮、坦克、装甲车等重型火器并各类枪械、弹药的配备、库存数量；战斗部队团以上军官、主要军事机关科长以上人员的名册；另外，还有《关于组织全国性游击武装的应变计划》；五个勘乱区的负责人及十五个重点游击根据地的负责人、兵力配备……无一不是国民党军队的顶级军事机密。
三天之后，朱谌之按预先约定，在基隆码头把已经到手的第一批重要情报交到了特别交通员的手中。这批绝密情报迅速通过香港传到华东局情报部和总参作战部。
1950年1月上旬的一天，《台湾战区战略防御图》摆在了毛泽东主席的办公桌上。毛泽东默默翻阅着，面色沉稳而又严峻。他很感兴趣地问作战部长：“这样机密的情报，你们是怎么搞来的？”
作战部长即刻答道，“是华东局情报部专程派人送来的。他们最近派去一位秘密特派员，而且还是个女同志，与国民党军队的一位上层人士接上了头。这情报就是那位上层人士提供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