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14亿人大致吃掉了30亿亩耕地生产的粮食和食物。我们只有20亿亩耕地，进口的大豆、油料、肉类，相当于9亿亩的海外土地给中国生产粮食。当前俄乌冲突会加剧国际粮食价格上涨、供应紧张，一些粮食出口国可能限制粮食出口，中国粮食产量每年会有一定波动，但不会对整个粮食安全的格局产生影响。
2022年5月10日，装运54000吨进口巴西大豆的货轮靠泊南通嘉达码头，南通海关关员按照疫情防控期间的查验方式对该轮进口大豆进行采样、检疫查验作业。图/IC
如何避免新冠肺炎疫情、SARS（非典）大流行再次重演？全球粮价上涨，如何防止中国人吃不饱的局面出现……一些关系生命与健康的重要问题，可以从“生物安全”的视角进行审视。
北京大学中国战略中心执行主任王宏广提出，“生物安全”既涵盖以新冠肺炎疫情为代表的公共卫生安全，也叫生命安全，包括生物多样性、农业生物安全、生物实验室安全、国门生物安全、国防生物安全等内涵维度。他与团队作出判断，“生物安全将像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核安全一样，影响未来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作为科技部原农村与社会发展司副司长、中国生物技术发展中心原主任，这些年，王宏广持续关注中国生物技术、生物安全与粮食安全问题，也参与了中国生物安全法的早期研究与起草工作。当下，同时担任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中国人民生命安全研究院院长，他既研究生物安全，也为保障中国粮食安全出谋划策。涵盖这些话题维度，近期，《财经》记者就实验室管控、青麦收割与粮食进口、中国转基因技术应用、生物经济等热点问题专访了王宏广教授。
进口粮多掏钱成定局，少量青麦收割不影响大局
《财经》：您提到农业生物安全也是生物安全很重要的内容，今明两年中国的粮食与食品保障安全吗？
王宏广：世界粮食安全问题一直存在，原来有近8亿人没有吃饱，疫情会导致粮食供应链断了、流通不了，就会出现粮食安全或者粮食价格攀升的问题。今年部分粮价较去年上涨近70%，最近一段时间由于俄乌冲突，两个粮食出口国的粮食生产和出口都受到了影响。特别是乌克兰的小麦出口量占世界30%，再加上最近印度禁止小麦出口，进一步拉升了粮价，当前的粮价指数超过了170，是粮价指数建立以来最高的时期。
那么中国的粮食和食品的安全究竟怎么样？
我们去年的人均粮食是483公斤，已经过了联合国粮农组织规定的人均400公斤的温饱线，也就是说中国在不进口粮食的情况下，只要用好我们的粮食，中国人吃饱是没有问题的，不会再回到受饥饿困扰的时候。
现在面临的问题是要吃好，这就需要进口。中国14亿人大致吃掉了30亿亩耕地生产的粮食和食物。我们自己只有20亿亩耕地，进口的大豆、油料、肉类，相当于9亿亩的海外土地给中国生产粮食。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要进口1亿吨左右的粮食，多掏钱已成定局。俄乌冲突会加剧粮食价格上升、供应紧张，一些粮食出口国可能进一步限制粮食出口，但不管怎么样，不影响我们粮食安全吃饱的大局。联合国对于“吃好”没有标准，我测算了一下，有的经济比较富裕的国家，人均每年消耗1200公斤粮食，相当于中国的三倍，但是多数国家大致徘徊在800公斤左右。也就是800公斤左右是“吃好”的徘徊线，400公斤是温饱的一条线。当前国际背景下，我国的粮食安全角势，多花钱是肯定的，但吃饱饭没问题，大家不用太恐慌。
《财经》：您认为风险主要在粮食进口上，但今年中国一些产粮大省因为疫情防控，农民下田种地比较困难，各地也出现了一些化肥涨价、农资运输不畅的现象。这是否意味着今年中国粮食的紧平衡状态会比往年更加紧张？
王宏广：去年秋季，河南等华北地区暴雨，导致将近2800多万亩的小麦没有按时种下去。当时农业主管部门和专家们都担心今年的小麦可能会出点问题，因为前期推迟了种植。我们说主要是冬小麦，冬前苗弱，需要后期通过一些技术措施壮苗，如早点施肥灌水，加快小麦生长繁殖速度，苗子基本上已经恢复了。也就是说去年播种的影响，冬前的苗弱问题基本已经解决了，产量上不应该受到影响。但化肥价格一高，可能老百姓不愿意投那么多肥料，会影响产量，我想总的量不会很大，再有一个月左右也就会收获，6月初基本上华北就可以开始小麦收割，大家看到冬前晚播影响不会太大。中国粮食产量每年都会有一定的波动，但是常年都在1%左右，影响特别大的年份在3%左右，3%以下的波动，不会对整个粮食安全的格局产生影响。有一点波动是正常的，不用过于惊慌。
《财经》：提到小麦种植，近期收割青麦的一些现象在短视频上引发了关注，农业部门要求发现一起、处理一起，后续争议蛮大的。不知道您怎么看收割青麦的现象？
王宏广：我想收割青麦正好反映出市场配置资源在社会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当饲料粮不足，特别是青贮饲料不足，市场就会高价收割青贮小麦，去弥补饲料不足的空缺。如果说饲料是足的，饲养企业就不会花那么高价格去买青麦。对于农民来讲，如果青麦已经比收割后的小麦收入还高的话，也愿意去做这个事，这是市场的规律。
当然农业农村部做的也是对的，因为中国的饲料粮主要是玉米。现在乌克兰发生冲突，小麦生产会受影响，印度的小麦又不让出口，如果中国小麦过多地做成饲料，对中国明年的小麦供应会有影响。今年我们有储备，影响不大，但明年的储备可能不足，如果乌克兰的冲突不早点结束，特别是印度不让出口等情况下发生。当然我们还可以从澳大利亚、加拿大进口小麦。我想有一定的影响，但不会太大。小麦青割毕竟是个别地区的少数现象，面积不会大。同时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为了饲料割麦，饲料粮的压力就减小了。
粮食做口粮或者饲料粮，都是粮食平衡的一部分。是在保证粮食安全的情况下，尽量地尊重市场规律，让老百姓能够有钱可赚。比如说卖粮食可能大致一亩地700块钱，卖青贮小麦可能是1000多块钱的收入，农民才愿意干。要关注这个问题，但是也不要担心这个问题就会影响中国粮食安全，因为小麦拿去做了饲料粮，饲料粮的压力就会下来。
《财经》：类似牛吃一吨青贮小麦，可能相当于吃了几百斤的粮食，所需的土地是差不多的？
王宏广：趋势是对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小麦收割后，人只能吃颗粒，秸秆多数浪费了。如果是青贮小麦，秸秆也得到了消费，小麦的利用率提高了。现在问题就是小麦是人吃的，畜禽吃的主要是玉米和大豆，等于畜禽跟人抢了粮食，这才是农业部限制的一个根本原因。如果把玉米拿去青贮了，玉米秆也利用了，反而是好事。我在三亚看到科学家已经研究出了青贮高粱，以后高粱会像韭菜一样，成熟了就割，一年割几次，这样青贮饲料多了，饲料粮的压力就会下降。
警惕“生物霸权”，细化生物安全法实施细则
《财经》：新冠肺炎疫情尚未像当年的SARS那样出现自然消退的迹象。这两年多的疫情防控对中国未来应对生物安全风险有什么启示？怎么看中国未来长期面临的生物安全风险？
王宏广：首先，防控新冠疫情体现了中国在防控生物安全的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的制度优势，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特别是党中央、国务院提出“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方针。第二个优势是广大民众对中央防疫政策的支持和执行。北京这些天要求每一个市民去测核酸，男女老少都非常积极地参与保障生物安全的工作。第三，中国的工业生产体系门类齐全，比如呼吸机不够，生产汽车的企业可以很快地转行去生产呼吸机和口罩，这种组织和生产能力有一定优势。第四是科技有相当好的基础，虽然中国生物技术不是世界一流，但是防疫中的检测、疫苗防控技术，都能够很好地发挥核心作用。保障生物安全一定要采取综合的措施，政府、民众、科技、产业，也包括互相帮助的文化优势。
我们现在还面临什么样的问题？实际上既面临着传统的生物安全风险，又面临新型生物安全问题。从历史上看，每两到三年会发现一个过去没有出现过的病毒，这种现象不会自然消失。随着生物技术的进步，普通人也能掌握生物合成技术。未来的生物安全还可能面临着“生物霸权”的威胁。比如美国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占了世界的一半。全世界其他的生物安全实验室都允许相互核查，跟核武器和化学武器一样，相互核查是一个制约，保证不去研究生物武器。美国不但不让查，还在海外建立了大量的实验室。中国未来面临的挑战，就是要继续应对自然界不断形成的新病毒，同时也要防控人为的生物恐怖，应对“生物霸权”的威胁。
《财经》：美国的生物实验室不让互查，怎么理解？
王宏广：背景是这样的一战期间，西班牙流感大流行，作战的士兵都染上了病毒，战争不得不结束。二战期间，臭名昭著的日本731部队，以及德国实际上都在研究和试验生物武器。二战后，许多国家都发现生物武器的破坏力强，而且生产成本低，投放方便，预防困难。由于这些特点，好多国家都开始研究生物武器。后来国际上许多国家，提议建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公约里有一条就是要对实验室进行互查，现在全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同意互查，唯独美国不同意。但是美国的高等级实验室占了世界的一半，同时有尖端的技术、先进的仪器。中国90%左右的高端仪器，甚至一些设备全部从美国进口，实际上美国完全知道我们能做什么。
现在美国不签《禁止生物武器公约》，也不让看实验室，就是说其他国家对美国没法限制。但是相互已经签了公约的国家，只要很好地履行公约的话，还是会像核武器和化学武器一样，大家相互有一个监督、制约机制。
《财经》：我们看到人类改造自然界的能力越来越强。您提到我们应该防止对生物技术的误用，甚至是滥用，避免引发更大的风险。具体的举措应该怎么办？
王宏广：实验室安全可能是将来引发生物安全的一个重要原因。上世纪70年代，生物安全这个词最早提出来，实际上是指生物实验室的安全。实验室可能发生病毒泄漏，或者培养出一些新物种，可能对人类造成危害。现在对于怎么管好P3、P4实验室，每个国家都有一套做法，国际上也有可参考的标准，照规矩办，应该就能管好实验室。但对于不守规矩的个人和组织，则要有新的法律、公约来解决，好多国家已经制定了生物安全法。中国有生物安全法、公共卫生法、传染病法。例如有的人已经明明知道自己是新冠病毒阳性还到处跑，这显然是一种违法行为，说明一些公民的生物安全意识、法律意识还很淡薄。
我们要通过多管齐下的办法，规范公众与实验室行为，不去做一些违反伦理的事情，比如基因编辑婴儿，更不能去合成病毒。这种技术一旦被恐怖分子，或自控能力不强的组织掌握就很麻烦。
《财经》：您书中提到欧盟、瑞士、澳大利亚、巴西等地防范生物安全风险的一些经验，有没有特别值得中国借鉴的地方？
王宏广：发达国家的法规相对会比较细，细到一个实验室的垃圾怎么处理、废水怎么处理、空气如何净化等等，值得我们借鉴。比如说澳大利亚的生物安全法630多条，外国的一条船经过了澳大利亚的海域，船的排放物里面有没有有害物质，会不会引发生物安全的问题，都在生物安全法中进行了明确。
当然中国也有比较好的方面，比如在生物安全法里，把耐药性等安全问题专门提出来，因为中国使用抗生素的数量比较多，这在别的国家相对而言不是问题。另外，有害生物的传播，基本上是没有国界的，国门是挡不住的。新冠疫情之前，我们的基本认识是，病毒和病原物一定是通过生命体来传播的，新冠疫情颠覆了我们对病原物传播的传统认知，冷链能传，邮件、包裹也能传，对下一步防御生物安全风险带来了极大的挑战。
更新的育种技术在开发
《财经》：您提到生物技术对于缓解粮食紧张的重要性。今年初，来自农业农村部的公开消息是，国内转基因玉米、转基因大豆的商业化种植进程在加速。您怎么看转基因生物安全？
王宏广：转基因安全是一个国际问题、经济问题，某种程度上成了一个社会问题，不是一个技术问题。从技术上讲，我认为目前政府批准的转基因是安全的，政府进行了系统、全面的安全评价后才批准上市。现在政策还规定食品需要标识出含有多少成分的转基因，消费者有知情权、选择权、建议权。所以从技术上来说，我觉得消费转基因产品的安全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当然政府严格把关是前提。
我担任中国生物技术发展中心主任期间，参与管理生物安全的研究工作，可以负责任地说，现有技术证明已经批准的转基因食品是安全的，过去发表的关于转基因不安全的论调，事后证明都是证据不足，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转基因是不安全的。目前粮食安全的状态是，中国不用转基因作物，也能保证让大家吃饱。但是要让更多的人吃好，需要转基因等新育种技术。最近正好跟一位著名华人科学家讨论研究第四代的育种技术问题，今后可能会做得更加安全。第一代是常规良种，第二代是杂交育种，第三代是转基因，第四代是基因编辑，第五代技术是合成生物学，创造一些新的物种。大家对转基因有顾虑的话，我们可以跳过转基因这个阶段，更多去开发一些新的育种技术，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又能够吃饱吃好。
《财经》：关于育种技术的问题，前段时间中央领导考察了海南的崖洲湾种子实验室。现在科研机构、大公司都在大力介入种子领域，农业农村部也很重视。您认为实现种子安全，主要靠谁的力量来推动，需要理顺怎样的体制机制？
王宏广：我们国家主要的农作物，水稻、小麦、玉米、大豆，应该说都是中国科学家自己培育的种子，主粮的种子是比较安全的。但还有一些品种的产量不如其他国家高，比如说现在大豆全国平均亩产140多公斤，而有的国家可以做到300公斤。大豆起源自中国，人家引进后培育新品种，反而产量比中国更高。另外，中国的奶牛、肉牛、蔬菜、鱼，还有一些水果的品种，确实面临着不同程度的种子安全的问题。我1997年做过科技部农村科技司的处长，专门负责国家主要农作物种子的研究，过去的科研经费不多，主要是研究粮食作物的种子和主要畜禽，而蔬菜和水产品种的培育国家支持不多，外国人的种子就进来了。
现在随着政府重视、科研经费的增加，育种人才不断增加，特别是总书记多次强调粮食安全、种子安全的问题，为整个种业的下一步发展指明了方向，也鼓舞了科学家。培育新的品种，需要全社会共同发力、推动，光有科学家不行，光有政府的力量也不行，需要企业、金融机构等多方面的支持。
发酵罐和培养皿可能成为新车间，生物经济是第四次浪潮
《财经》：在防范生物安全风险的同时，您也提到“生物经济”这个概念。未来中国生物经济的爆发点可能出现在哪些产业领域？
王宏广：20年前，我们去欧美调研，发现欧美国家政府的研发经费投入重点不在信息上，而是把近一半的钱用在生物技术上。2000年我们就提出网络经济，下一个经济增长点是生物经济，就是依靠生物技术和生物资源，进行产品生产和提供服务的一种经济形态，是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和数字经济之后的又一个经济形态，我们叫做第四次浪潮。
它有多大作用，对老百姓有什么好处，对我们国家有什么机遇呢？农业科技革命的作用是多生产食物，让地球能养活更多的人。地球还有近8亿人没吃饱，未来还会出生将近20亿到30亿人，如果没有技术的进步，大家就吃不到今天这水平，必须要有一次重大农业技术的突破。未来的农业，生物技术是核心技术，现在能看到的苗头是肉类就不再全靠动物身上长，淀粉也不全在地里长，实验室可以合成。
工业科技革命中电气化、机械化增强了人类的体力，信息技术和智能技术是增加脑力，而未来的生物技术是直接延长人的寿命，产生的作用比前面几次革命都大。举个例子，现在的年轻人博士毕业粗算30岁，30岁工作到60岁，工作30年。将来人的平均寿命逐渐向90岁发展成常态，延长工作时间，就能大幅增加社会生产力。生命科学带来的最大的效用就是保障身体健康。
生物经济十大领域里，潜力最大的就是生物医药，包括医疗技术、药品技术、保健品技术、各种医疗器械、养老服务等等，将是最大的一个产业。中央文件已经明确，到2030年中国健康产业有16万亿元的潜力，如果加上各地修防疫设施、隔离房等等，我初算将近20万亿元。因此健康行业将会带来巨大的变化。
第三个就是生物制造技术，传统的工厂有厂房和车间，将来可能一个发酵罐或者细胞培养皿，生产出来的抗体比黄金还贵，传统制造业的概念已经被颠覆，制造业的效率会大幅增长。再接下来就是能源，现在主要用天然气和石油，而生物技术直接把有机物质变成酒精、燃料烧了，以绿金代替黑金。
生物技术也能改善生态环境，中国近一半的国土降水量在400毫米以下，没有灌溉就没有树，只有草。还有一些沙漠和草原，草都不长。我们利用耐盐耐旱的植物，植被一覆盖，沙尘暴的问题就解决了。另外城市那么多草坪，栽种一些抗旱植物也有利于缓解跟人争水、跟生产争水的问题。还有满山遍野的植物、动物资源也可以变成保健品。
最后一个就是防御生物战。爱因斯坦曾说第四次世界大战是用石头打的，因为他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必然引发核战，核战会把人类现代文明都消灭掉，人类重新回到石器时代，用石头来打仗。我感觉可能这种情况已经发生改变，未来如果生物武器成为主导性武器，有抗体有药的人会活着，不会对人类现代文明造成很大的变化。这就是我们担心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