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解释“民间”两字，是“民众中间”的意思。
上期多伦多都市报刊登的长篇报导《五星红旗为何没有飘起来》，主要讲了一件“国旗事件”：几位观众企图在观看《同一首歌》时舞动中国国旗，此举受到主办方的劝阻，而身兼community chairman（筹委会主席）的曲涛先生，正好是负责处理者，争拗由此产生。
以笔者的认识来看，这事情假若发生在中国大陆，当然是件大事，但在加拿大，则是小事一桩。
我之所以说是小事一桩，是因为像《同一首歌》这样的演唱会，可以理解为私人聚会，即当日的主办方，是这场聚会的主人，他们有权决定什么东西可以带进去，什么人不被欢迎，这样做，并没有违反加拿大的法规。
从事件的发展来看，舞国旗的当事者“世界唐人街”从将写有企业祝贺语的横幅及中国五星国旗带进会场开始，到被场地保安劝退，整个过程仍旧是遵循警方要求去做，没什么可指责的。
至于网上有观点认为，“世界唐人街”舞国旗带有很明显的商业炒作，我个人的看法是，在今日这个社会，无论个人，无论团体，无论政治家，他们有很强烈的个人炒作，包括商业炒作，这没什么可指责的。
《同一首歌》本来就是一个很强公关意识的活动，会场上悬挂专业人士协会的横幅（专业人士协会能告诉我们出了多少钱多少力吗？）也是借这个机会在宣传自己，这些都是“州官点灯”的事情。
当然，“世界唐人街”要借《同一首歌》宣传自己，程序应该是事先取得主办方的支持，他们没有这样做，主办方要他们把东西带走，并没有错。
只是，主办方也应该检讨一下自己，既然“世界唐人街”在进入会场时已将东西交给保安检查，且在他们的允许下将东西带进会场，后来他们与大会工作人员发生不愉快争拗，这说明大会并没有将相关要求透切、清晰地告诉保安部，没有很明确的工作指引，主办方同样是有责任的。
撇开主办方的责任，作为会场工作人员的曲涛，在处理方法上也有不妥之处。
既然有人将你请来解决纠纷争拗，既然你是community chairman，你到了现场，哪怕你是用“秒”在工作，也应该耐心地听听“世界唐人街”方面的解释，看看他们带来的是什么东西，耐心地向他们进行解释，怎能用“拿走，拿走，统统拿走”这样的口气对待他们呢？假如曲涛先生还是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的华裔，那么你所面对着的，是你的同胞；假如曲涛先生是专业人士协会的理事长，那么你所面对着的，起码有两位是你的会员；假若曲涛先生是社区领袖，那么你所面对着的，是你的子民；假如曲涛先生在未来将成为议员，那么你所面对着的，都是你的主人；你何必如此劳气，如此简单了事？
《同一首歌》有现场导演有专业的摄像灯光音响，各个岗位有相关的专业人士把关，保安方面有朱军的保安组有罗渣士中心的保安，曲涛先生有什么事情那么忙，忙到对同胞的请求要用“秒”毙之？
至于记者在采访中应不应该不依不绕地紧追曲涛，我觉得最有权回答这个问题的是曲涛，即曲涛先生有没有用他的心，他的坦诚来接受采访。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曲涛所施行的太极“推”功与“卸”功：忽尔说他没有看到国旗；忽尔说他没有必要了解清楚；忽尔说大会有权处理；忽尔又说这事情不归他负责，是朱军负责；那感觉就是他只是用秒“潇洒走（了）一回”， 既否认他处理了，又否认他没有处理，怎么会是这样？曲涛先生，你最令我不解的，就是你为何不男子汉般直截了当地说：是的，“世界唐人街”这么做不符合大会要求，我根据大会工作指引，要求他们将不适宜在会场上高举的任何东西全部拿走，假如他们感受到伤害或被误解，我对此说抱歉……这么说是不是要真诚些？
而以我的理解，一场纯属联谊的演唱会，与其他严肃的音乐会是有区别的。
无论“世界唐人街”初衷是为了商业，到最后放弃保留横幅只求留下中国五星国旗呐喊仍旧是为了商业，如果一面五星红旗的舞动不阻碍演唱会的进行（譬如在节目交接间），且能调动更多观众的思乡情感，主办方应该从人文文化的立场出发，理解、恰当、合理地进行引导，而不是祭出高压手段。
用粗暴的方法与铁青的脸孔对待满腔热情的同胞，这种形象不但对社区没有好处，而且会在你微笑着演绎《常回家看看》时，令人寒颤。
我不知道这些天来曲涛有没有找“世界唐人街”的代表沟通，假如有，我为你鼓掌；假如没有，那我们还说些什么呢？
（林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