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康》杂志日前发表文章，揭开北京顶级会所的隐秘“圈子”，文章以一家离故宫不远，在北京乃至全中国都有极高知名度的顶级私人会所为例介绍说，顶级会所不乏曝光率非常高的商界人士，也包括部级官员，但文章引用会所人士的话说，很多政界人士都只是随便吃顿饭而已。
文章进一步指出，会所，代表的是市民社会的人际网络。
社会组织化，不同的人群具有不同的资源。
早在封建社会，中国即有各种文人雅局、歌乐妓馆，但彼时是官学一体，而现在经过改革开放的社会转型，变成了官产学的结合。
会员多为商界知名人士
2007年8月12日13：30，《小康》记者采访了按约到达一家离故宫并不很远的、在北京乃至整个中国都极具知名度的北京顶级私人会所。
会所从外面看上去格外低调，门口甚至连个威武的门卫都没有，似乎任何人都可以推门而入。
进入大厅，室内的温度让人既觉不出凉意，也觉不出暑意。
干净整齐的清洁工用手轻轻地摇动大厅里一棵盆栽的树，一连摇了三次，落叶纷飞——时节已是初秋，怕落叶不时掉在地上，影响会所地面的清洁。
在该会所理事会名单上，有很多媒体曝光率非常高的商界人士的名字，包括很多央企高管的名字，也包括部级单位领导的名字。
“我们只有2000名会员。
他们中绝大多数的人都是企业老板或者CEO。
我们并不像外界传闻中的那样，有很多的政界会员。
昨天奥组委的官员来过，但也只是随便用了点餐，讲了讲奥运的发动仪式。
很多政界人士的到来，也差不多只是吃顿饭而已”。
“很多人愿意加入我们的会所，是觉得顶着我们会所会员的光环，谈生意，更加顺利一些。
他们会带着公司团体到会所来，也会带着家庭成员到会所来。
会所会为会员们举办商务论坛，也找专业人士给会员讲珠宝、艺术品的鉴赏，还有女性沙龙，讲怎样化妆,讲服饰的学问。
会员接受的服务都是定制的。
比如，每一个女性会员都会有自己的彩妆造型顾问。
她住什么样的房子，要参加什么样的活动，要用什么样的晚妆，会员经理都会给其提供量身定制的意见和建议。
会所给会员们准备的活动达上万个，基本上每个人都可以找到自己感兴趣的活动。
”
“很多世界顶级品牌到中国来，也都会找我们合作，我们的会员都是这些顶级品牌的潜在消费者。
大家经常合作举办这些顶级品牌在中国的产品推荐会。
”
只为一“小撮人”服务
“我们这里实行会员制，所有会员都是社区里的业主。
”贡院六号蓝宝石餐厅的经理贾鹏说。
搁在一个普通社区，蓝宝石餐厅也就一个社区餐馆。
但这里是贡院六号，房价最低4万/平方米，100多平方米只能算是最小的房子。
而蓝宝石餐厅，除了高品质的餐饮服务，还包括美容室、健身房、游泳池、酒吧等一系列配套设施，几乎不对外营业，除非业主介绍的朋友。
不能不提的是，与其他房地产商不同，贡院六号不是被业主选择，而是主动选择业主。
不是你有钱就能买贡院六号的房子的，这里的开发商会根据业主背景决定是否卖房，他们不会因为一两个业主影响到整个社区的氛围。
”而这样的社区氛围，便形成了一种家庭保姆型气质的会所。
蓝宝石餐厅会记录下每个客人的要求，并一一解决。
比如有的客人血糖高，那他来的时候肯定不会吃到含糖的东西；有的客人是左撇子，他来就餐的时候，他的餐具就一定是摆在左边的……
最近在北京备受关注的会所，莫过于建国门外大街双子座大厦里俏江南最新开的兰会所了。
无论是价值50万的皇家水晶吊灯，还是顶级法国设计师1200万的图纸，都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
蓝club的董事长张蓝介绍：“我们有专用地铁从地下车库直达包间区，客人从进入餐厅到离开，一直都可以在包间范围内活动。
”所以法国大导演吕克·贝松也可以悠闲地来这里吃上一顿，悄悄地来，悄悄地去，不留下一片菲林。
“我们老板绝不允许别人把我们理解成是北京又新开了一家澡堂子”，道乐蒙恩（北京）国际俱乐部总经理刘从岩这样介绍他们新近开张的商务会所。
这个以洗浴为主题的商务会所，将来会实行纯会员制，“目前正在销售中的终身会籍价格是100万人民币。
取得终身会籍的，既有商界人士，也有政界人士”。
圈子，隐秘的圈子
北京会所建设为什么得以迅速发展？所谓的精英们以何种心态进入会所？
中国人生科学学会秘书长关山跃分析，会所是一个“舶来品”，自上个世纪90年代，伴随着中国房地产开发热潮的兴起，物业会所从香港引入内地。
此后，为了迎合消费需求，代表高品位的能够提供全方位便利生活的各种类型的会所也应运而生。
会所为各界精英构筑了交流感情，休闲养生的价值平台，在某种意义上说，会所也是一个“新阶层沙龙”，除了情感和人脉的互动之外，当然还有其必然的商务意义。
北京的会所建设之所以蓬勃发展，其中确有会所本身的价值外延在发生作用。
一些有识之士彻悟了会所的多种功能，尤其是北京会所与众不同的效益启示，不仅参与会所建设，而且成为会所活动的参与者。
可以认为是“会所效应”直接驱动的结果。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夏学銮教授认为，一方面，会所生活方式，没有伤害到别人，没有违法，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是无权指责的，但是另一方面，会所，是特殊群体的生活方式，与一般大众的生活方式是不一样的。
这种所谓的“贵族文化形态”，是有悖和谐社会建设的。
在中国宏观社会分化加剧的视野下，会所社会文化价值目标，会给相当多的人带来相对的剥夺感。
夏学銮同时强调，他不主张政府公务员介入商务会所，政府是为所有纳税人服务的，公务员应将更多的精力放在为社会弱势群体提供服务上。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黄纪苏分析，社会改革转型时期，工青妇组织、作协、画协等旧有的组织因为组织行政化，使人们的活力和自由受到一定限制。
于是，个体化、原子化的人又开始了自主组织。
会所在北京及至在中国的大量出现，一方面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另一方面，则是社会分化的结果，当前中国出现了所谓的高端人群，会所将这些高端人群实现了一定程度的组织化——他们不仅需要消费和娱乐，还需要符合自己身份的消费和娱乐。
会所，所代表的是市民社会的人际网络。
社会组织化，不同的人群具有不同的资源。
早在封建社会，中国即有各种文人雅局、歌乐妓馆，但彼时是官学一体，而现在经过改革开放的社会转型，则变成了官产学的结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