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7日，马英九一行结束于中国大陆12天的访问，自上海返回台北。这不仅是73年来中华民国领导人首次”登陆”之行，也是73年来中华民国领导人首次在大陆宣示中华民国主权。
其深远的历史性意义，并不仅仅在于即将进行的台湾大选，而更多在于中美冷战的大时代风云之下，作为传统的”亲美派”中华政治人物，其如何巧妙地在威权体制内部践行并引导民主改革的希望。这或将暗示着一个新的时代帷幕将徐徐拉开。
1. “亚细亚孤儿”的成人礼
1943年，台湾本土作家吴浊流冒险写出《亚细亚的孤儿》。这部台湾文学史上的不朽悲剧，反映出台湾知识分子在日治时代既非日本人、又被大陆视为间谍、最终理想一一破灭的痛苦无依。这种身份认同上的”孤儿意识”，在四十年后（1983）被台湾歌手罗大佑借用并创作同名歌曲，影射美国与中华民国断交之后，中华民国台湾从官方到民众所集体面临的震惊、迷惘与伤感。
而再度间隔四十年后的今天（2023），中华民国马英九前总统的”登陆”访问，虽为个人名义上的祭祖寻根，但这趟”祭祖之旅”却令观察者意外地觉察：”亚细亚孤儿”已经充满自我意识地坚定成人–面对对岸威权政体，其坦然寻求祖辈留下的个人身份的治愈，并且也泰然自若地宣讲中华民国的主权与民主政体。这不仅为中华民国台湾挣得前所未有的尊严，也宛如一片温润的春风，抚慰着对人权、民主与宪政等越来越难于提及谈论的中国大陆民众的心灵。
就此方面，马英九前总统在历史意义方面的突破，或许远超现任总统蔡英文的”民主伙伴共荣之旅”：后者虽力排阻拦，终得与美国众议院院长麦卡锡在里根图书馆短暂会晤并发表讲话，但无论讲话内容、还是会晤实质，和以往相比虽有提升，但并未具备实质意义上的突破。这也正如美国白宫及国务院发言人在会晤之前的分别表态：蔡英文”过境”(transit)仍然只是按照惯例，并且这仍是一场”个人的、非官方”的会晤。
而反观马英九前总统的”登陆”，则从第一天参观南京中山陵始，公开提及孙中山先生的自由平等之遗愿，并公开使用台湾的民国纪元方式。在湖南祭祖之时，其不仅以长沙方言向从未谋面、葬于大陆的”公公”（祖父）自我述职为”两任出任中华民国总统”，并且在湖南大学举手发言，站起来援以中华民国宪法宣讲主权。而在上海复旦大学进行最后一场师生会谈之时，则经由父母在重庆陪都的爱情往事，引出民国抗战”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历史事实。
由此可见，这场”登陆”访问不仅在路线上恰当地契合了中华民国的历史正统性，并且与语言及叙事所呈现的个人身份处处进行着错综复杂的交织，从而在文本构述中生成了鲜活的权力关系与主体意识（福柯理论）。倘若中国大陆对其相关”中华民国”言论进行扼杀，则否认其祭祖的正当性；而在中国大陆成功地宣讲”中华民国”，则是1949年以来，在这个威权体制内部所首次实践或演练的”一中各表”，它或将预示着一个逐步正视历史、尊重事实、从威权内部渐行实践民主意识的开始。
相比之下，较为倾向于台湾独立色彩的民进党总统蔡英文，则在身份认同方面，在出访中面临着一些较为混乱、甚至不乏黑色幽默乃至尴尬的局面。譬如，在面对侨民时，蔡英文承认其并不流利的台语几乎等同为”选举语言”；而在纽约欢迎蔡英文过境的台湾民众之中，有人在与大陆侨民发生激烈对峙之际喊出”中华民国万岁！”；而其出访的中美洲友邦危地马拉甚至声称台湾才是”唯一并且真正的中国”。而在蔡英文与麦卡锡会晤的高潮时刻，其刻意援用孔子的”德不孤、必有邻”，但这不仅显得与其一向的政治光谱较为突兀，似乎媒体中的华文同声传译也显得较为错愕，未能及时反应领悟过来。
2. “原汁原味”的九二共识
台湾自八十年代后期结束戒严、两岸实行互动以来，”一个中国、各自表述”的九二共识有效地保障了台海两岸求同存异、共同发展的实际空间，也极大地支持并巩固了美国在处理台湾问题时的模糊战略。在上海的最后行程之中，马英九一行不仅拜访了第二次辜汪会谈所在地上海和平饭店，并与台商们在招待会上一起聆听了爵士乐团所演奏的《夜来香》与《望春风》。其中《夜来香》是民国名曲，大陆改革开放之后经由台湾外省籍歌唱家邓丽君重新传回大陆；而《望春风》则为台湾本土名曲，经由台湾本土歌星凤飞飞演绎的版本也在大陆广受喜爱。
当下这两首歌曲的混合组合，可谓令人耳目一新却又忍俊不禁：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民进党自第二次政党交接以来，在一些国际外交场合几乎约定俗成地单一演奏台湾本土乡曲；而原本同是来自台湾的旅外同学或同事，竟也为聚会之时卡拉OK曲目的”政治正确”而展开气恼的争论。譬如：曾任民国驻美大使、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胡适先生早年创作的《兰花草》，也常被不欢而散地排除在外；而剩下的台湾本土歌曲，显然连目前的蔡英文总统也未必以台语唱得完全。
相比之下，此次大陆对于”中华民国”的反应，却出乎意料地”大尺度”地经受住了”一中各表”的观察检验。马英九前总统在出访之际似乎已经做好”孤勇”的心理准备，因此毫不在意任何场面上的”接待规格”，并屡屡谦逊地表明接待已比想象的要好；而中共不仅一路派出要员陪伴迎接，甚至出席的官员也个个态度友善温和，温文尔雅，且大都具有经济学、医学、航天等方面的博士专业文凭，几乎没有见到照本宣科的体制”官腔”以及好斗易怒的战狼姿态，而是呈现出难得一见的人性流露及学者气质。
这也似乎给与观察者们一个印象：在与美国关系毫不妥协的同时，中国大陆对于国民党”亲兄弟”，却宁愿以实际行动做出合作姿态。与中共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性质相比（经济上的国家资本主义），马英九隶属的国民党属于较为右倾的亲美资本主义政党；而正是这种经过民主化洗礼的政党性质催生了台积电等领先世界、且在商业运营方面颇具国际竞争力的高端电子智慧产业。而另一方面，国民党自成立以来，和中共一样，均属于较为民族主义的政党，这也决定了国共在中华背景之下天然的共情能力与对话渠道。
结合当前的中美关系及世界格局进行考量，观察者们普遍认为无法指望中共主动改善对美关系；而其巨大的经济体量，却又已使世界各国难以真正与之脱钩而只能力求降低风险。倘若民主化的国民党能以自身的老大哥身份，在令世界焦头烂额的中美博弈及乌克兰战争所带来的种种混乱危机之际，善意地说服引导中共逐步进行自身结构的改良与民主实践，这显然既是民主社会的福音，也正如孙中山所建立的第一个亚洲民主共和国一样，堪称东亚华人社会的贡献。而这重要人选，自然首属曾在新加坡与习近平主席单独会晤、具有直接交往经验与相似中华文化背景的马英九前总统。
而事实上，倘若没有二人之间的基本互信及某种共识，这次马英九前总统的”登陆”，也很难如此高潮迭起、屡屡刷新观察者的眼球，并令人惊讶地看到：”九二共识”的确能在中国大陆实实在在地进行”一中各表”。
3. 中国大陆的思想变革
六四之后，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陷于停顿，在三十多年高速、片面的经济发展之中，社会既缺乏政治改革的充足动力，也缺乏政治改革的有利契机。虽然拜登总统政府在中美博弈之中声称并不寻求改变中国的制度，但一个不争的事实却是：目前中美的冷战局面原本源于贸易战，而中美贸易战的实质仍然在于影响经济规则运作的结构性问题。
而另一方面，自鸦片战争以来长期失去帝国地位的中国，则习惯于以敌视的目光打量所有外在”他者”，因而面对任何”外来势力”均充满警惕与提防。在此思维之下，”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而统一台湾，可谓传统父权制思维之下最显赫的家国情怀。
而马英九前总统的祭祖”登陆”，则以另一种家国情怀解构了威权叙事：即在”解决”历史问题之前，首先应忠实地”还原”历史遗留问题。在这次马英九前总统重点探访的城市之中，除去故乡湖南祭祖之外，均属中华民国历史上的重镇：譬如首都南京、武昌起义的武汉、抗战陪都重庆以及进行淞沪会战、当时已属远东著名国际大都市的上海。而其落泪最多的重庆，则是二战时期远东反法西斯指挥中心，也是国民政府与美国展开深入合作的根据地。针对这段历史的重温与加工，或许也能令中美双方在共同回溯之中，唤醒并寻找相互协作的可能性。
对中国大陆而言，长久以来，官方叙事垄断联合国历史地位的表述，至今常用”中华民国剽窃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席位”等不符史实的单方面叙事，也并未树立起国军正面抗战等历史通识。而甚至始于宋美龄的熊猫外交，也从当时纯粹中美友谊的象征不知不觉地卷入了最近的中美纷争。而面对历史书写及思考方式等长久以来的”虚无主义”及剑走偏锋的”意识形态化”，目前大陆体制内部似乎难有方法进行突破；而马英九前总统的来访以及结合历史景观的讲话自然亲切、无懈可击，这不仅直观地使得一切不符历史真相的谬说不攻自破，同时亦不使人感到反感或者唐突。而大陆民众从莘莘学子到贩夫走卒等对马前总统的夹道欢迎、争睹风采，表明的正是普通民众对亲民、自由等民主风气的渴慕。
近年以来，中国大陆在消除贫困、底层扶贫、社会经济及城市建设方面等均取得令世界刮目相看的巨大成就。但中共内部的进一步民主改革，似乎遥遥无期，并且无法指望仅靠单方面的”反腐”就能拯救或改变僵化的官僚体制，取得进一步的持续发展。而经过现代文明与民主化转型的国民党，倘若能在中华背景之下帮助或促进共产党进行进一步的民主改革，无论在效率还是理念方面，均占有最大之优势。
而在目前台海军事演习越趋激烈、两岸军备竞赛均一望无际的局势之下，倘若国共能静下心来携手重撰反军国主义、反法西斯侵略抗战历史，并将此作为两岸合作的切入点，在尊重事实、解放思想、促进社会文明进步、安定台海局势及友邦关系等方面深具意义，这远远高于现阶段的任何”武统”意义。这也正如历任魏玛财政、科学、文化大臣的德国文豪歌德所言：”任何国家都无法承受一个武装到了防御程度的戒备状态”（Einen gerüsteten, auf die Defensive berechneten Zustand kann kein Staat aushalten）。
因此，倘若曾经作为蒋经国个人秘书的马英九前总统能继续秉持首次”登陆”的清醒坚定，发扬其每年纪念六四的民主理念，并温和友好地促进习近平主席终究效仿蒋经国总统之道路，在其权力高度集中的执政后期放开党禁、废除新闻审查，实现民众选举等改良之路，这乃为中华文明史上最为深远、最具”慎终追远”的重大意义。
吕恒君（Dr. Hangkun Strian）,德国汉学家，在柏林洪堡大学亚非研究所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德国德语国家及地区汉学学会（DVCS）会员。主要研究及兴趣领域为国际关系、文学史、电影、基督宗教本土化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