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社记者林桂明编译报导/在世界经济强国中，中国虽然也处于近年来最严重的经济困境中，但是相比而言，事实上，中国并没有像其他五大经济体那样经济迅速减缓，而且中国是唯一可能在今年显示出经济有大幅增长的国家。
那么，为什么中国模式的“指令资本主义”（command capitalism）能成功呢？这一直是经济学家十分感兴趣的问题。
高盛公司高级顾问雷默称，“北京共识”在取代广受怀疑的华盛顿共识。中国的新发展方针是由取得平等、和平的高质量增长的愿望推动的。严格地讲，它推翻了私有化和自由贸易的传统思想。它有足够的灵活性，它几乎不能成为一种理论。它不相信对每一个问题都采取统一的解决办法。它的定义是锐意创新和试验，积极地捍卫国家边界和利益，越来越深思熟虑地积累不对称投放力量的手段。它既讲求实际，又是意识形态，它反映了几乎不区别理论与实践的中国古代哲学观。
最新一期新闻周刊刊登Rana Foroohar一篇题为“为什么中国行得通”（Why China Works）的报导，文章试图通过对主导中国30年来的改革开放进程的指导思想－打破教科书常规的极端的实用主义－的解读，来回答这个问题。文章认为，这个问题绝不仅仅是和中国相关，而是世界性的。因为当前西方国家在金融危机中的遭遇和对策，已经使得这个问题甚至在西方国家也有了新的、紧迫的现实意义。
继续市场化的改革
文章说，现在，在危机惯性开始向更为糟糕的方向渐渐加速之际，北京虽然开始重新控制一些行业，但是，仍然继续在一些重要的领域推行市场化的改革。银行业是改革的主要目标之一。
银行业仍然是改革的主要目标之一。（资料图片）
“资本市场依旧是以银行贷款为主。我们的产品太少，而且，需要让更多的机构投资者进入市场，”上海市金融服务办公室主任方星海说。在这个方面，中国正大胆地超越股票交易，进入一种新的更复杂的证券交易，包括股指基金、企业债券和其他债券产品，甚至期权和期货的交易，不过，目前仍只涉及原油等产品的简单的期货交易，而不是太过复杂的、导致西方市场崩盘的金融衍生工具。
中国的领导人清楚认识到，甚至在当前的信用危机当中，更精深的证券化是可以扮演定心丸的角色的，这一事实，是他们具有有战略性思路，以及能够从他人的错误中吸取教训的迹象。有人问中国最大的国营银行－中国工商银行行长姜建清，他最佩服西方的是什么？姜建清回答说，“创意”。他说：“美国人对此有无限的热情。过去，也许在这方面并没有得到妥善的管理，但是，你无法阻止它。这是推动企业进步的最重要的方式之一。”
土地改革将成胡总功绩
而更有远见的，是中国的新的标志性的土地改革计划。该计划将允许中国农民把他们的土地出租或者租借给外人（包括企业）。在中国，光是区分哪一片土地属于谁，都是个大难题了，所以，土地改革可以花上几十年的时间，但是，光是它的想法就已经让人兴奋不已。去年11月，地产咨询公司仲量联行(Jones Lang Lasalle, JLL)估计，土地改革可以解放出价值2.5兆美元的农村地产。
“土地改革，将会成为胡锦涛永恒的丰功伟绩，”仲量联行研究部总监柯志谦（Michael Klibaner）指出，长远来看，让农民跻身为拥有土地的消费者，可以创造出一个消费社会，减少中国对出口的依赖，也重新调整世界经济的平衡。
人们注意到一个重要现象:中高级官员出“事”，大部分涉及土地。（资料图片）
中国领导人每当确定了一个新的方向后，他们就很少会动摇，里昂证券经济学家安迪·罗斯曼说。中美就人民币汇率进行的政治战争，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美国谴责中国故意不让人民币升值来帮助出口贸易，但是，他们却忽略了从2005年夏季到2008年间，人民币一直在稳定的升值，共升了21.5％。虽然，最近几个月人民币确实在贬值，但是，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北京会基于出口贸易的竞争力的需要和世界的更平衡的贸易流动之间的利弊，继续允许人民币逐渐地升值。
这种自由和管制市场之间的平衡，我们也可以从中国如何控制市价和对金融服务、电信、水电能源等重要行业的国有控制中看到。在这些行业中，一部分企业已经半私有化，例如，电信、设备市场都向外商开放，因为，他们能够带来资本和专业知识，这些东西最终都会渗入到中国公司，华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但是，利益牵扯更大的服务业市场依然在政府的控制下，例如，手机费用就是由政府设定的。“中国确实控制着价格，这是事实，”方星海说。“但是，它只是比市场慢一步。而市场还是定价底线。”
例如，中国最近一直在减少原油补贴，让油价更接近国际市场的标准。根据经济学家安迪·罗斯曼的估算，这将需要一个长达15年的过程，目前由政府定价的比率已经从原先的95％降低，最低的降到5％。“中国人不想要休克疗法，事实已经证明，这种疗法只带来休克，没有疗效，”布鲁金斯学会的资深成员李成说。
高层的工程师治国
中国领导层对他们自己调控市场的能力有信心，可能由于他们大多数是工程师出身，都善于执行计划。中共党内最高级别的9名官员中，有8人有工程专业的背景，他们专业的实用性特点，可能也有助于解释，他们为什么没有采纳高风险的西方金融创新。最近在巴塞罗那召开的一次中国贸易讨论会上，中国工程院院长兼全国政协副主席的徐匡迪嘲讽过去10年西方银行所销售的“虚拟”产品：“他们有物理博士学位，却发明出银行自己都无法理解、或者管理的工具。他们向投资人讲的故事，描绘出所有这些是多么的美好，要比生产实体产品好多了。所有人都像在梦里做事情一样。”
一个由相对而言具有技术专长的官僚所管理的“指挥和控制”系统使得中国迅速地达到了目标。“我一直为中国政府利用举国体制，调动国内的人力和资源，来完成共同目标的能力感到震撼，”里昂证券中国不动产研究部部长大卫•墨菲(David Murphy)在最近一份有关中国加强努力，促进经济增长的报告中提到。相比之下，俄国在这方面就是恶棍式的独裁政治，那里创造出的是一种“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的环境，不仅投资人、就连当地的大多数政府官员也不知道下一步会有什么事情发生。
这批工程师出身的治国者掌管着一个注重程序的，并且业绩至上的系统。一名与中国高层官员紧密合作的经济学家指出，许多领导人在晚会上都点同一个牌子的波尔多拉斐酒庄红葡萄酒（Chateau Lafite Bordeaux）的，因为这种葡萄酒获得过《葡萄酒观察家》（Wine Spectator）的罗伯特·帕特（Robert Parker）的高度评价。
波尔多拉斐酒庄葡萄酒。（资料图片）
中国外交部大使吴建民记得，最近与无锡市副市长的一次会议上，这名副市长可以在许多细节上把当地的经济状况与美国70年代的状况做比较。这名副市长比较过双方的人均收入增长后，对他们的服务业没有扩大感到担心。此后，无锡市委书记前往美国去招聘服务业人才）。
如果没有能达到内部指标的领导人，往往要为此负责，也会因此被解职，在许多其他的发展中国家中，这种现象仍然非常少见。例如，在至少导致6名婴儿死亡，30多万婴儿生病的三聚氰胺含毒奶粉事件中，三鹿奶厂所在的城市里，6名市官员在9月被解职，包括市长和党委书记在内。中国的最高级别的食品安全检查官因此辞职，三鹿的总裁被告上法庭。这类决定很少能完全平息公愤，但是，还是能够起到杀鸡儆猴的作用，警告其他官员。
